清代右卫八旗驻防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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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 published:2013-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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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蒙林

  论文提要:

  右卫八旗驻防是清朝全国军事控制网络长城沿线的重要一环,主要针对准噶尔汗国的南进而设。全文用翔实的史料分四个部分对其展开研究。第一部分论述了右卫八旗设置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探讨了右卫八旗驻防之源流;第三部分论述了右卫八旗驻防将士的俸禄;第四部分为余论,概述了右卫驻防八旗兵在清朝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于今山西省右玉县的清代八旗驻防,清史及满族史学界研究成果甚微,且这种军事文化和旗人文化又与呼和浩特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故需着力研究之。今笔者根据《清实录》、《朔平府志》和《钦定八旗通志》等史籍记载,对右卫八旗驻防的基本史实予以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不妥之处,敬请识者斧正。

  一.驻防之背景

  清朝历任皇帝一再声称:“我国家以武功定天下”,表明了军事在他们建立政权和巩固统治方面所占据的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国家机器中军事职能的充分发挥,构成了有清一代政治统治的鲜明特点。我们知道,清朝的各项制度多沿袭明朝旧制,惟有兵制创制兴革,这就是满族特有的八旗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是军制,还是一个集行政、生产、军事诸职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形成了与历代汉族封建王朝兵制不同的种种特征。

  八旗有禁旅和驻防之分。本着居重驭轻的原则,清廷将精锐旗兵集于京城,达十多万人,平时镇守拱卫京师,有事调集出征;为便于对全国广大地区的控制,除设置绿营外,在水陆要冲还设置了十数万的驻防旗兵,这对地方起着巨大的震慑作用。据史书记载:“我朝以八旗精兵平定海内,按部分统,拱卫京师,其于居重驭轻之道,固已得矣。复于天下关隘险要之处,除设提镇、副参等官兵防守外,审时度势,更设禁旅驻防控制,绸缪未雨,区画尽善。”[1]这一独特的建立在民族和等级统治基础之上的制度,正是清廷用来对外保卫国家疆域,对内维护统一约三百余年的最得力工具。

  右卫八旗驻防城的设置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顺治六年(1649),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出现了抗清斗争的高潮。姜瓖在山西大同倒戈抗清,宣布奉永历正朔,自称大将军,然后分兵攻陷了朔州、忻州等地,从而控制了晋北长城沿边广大地区,极大地威胁着清朝在北方的统治。清廷速派八旗精兵进行围攻,同年九月姜瓖的抗清义军被镇压。从这次事变中,清廷充分认识到了蒙晋长城沿边地区的重要性,遂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控制,以为京城之西方屏障。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爆发,清廷倾全国之力用八年时间将其削平,全国复归于统一。从“三藩之乱”中清廷得到两点深刻的教训:一是“八旗满洲系国家根本”,只有自已民族的武装才可真正信赖。康熙皇帝曾云:“凡地方有绿旗兵丁处,不可无满兵。满兵纵至粮缺,艰难困迫至死,断无二心。若绿旗兵丁,至粮绝时,少或窘迫,即至怨愤作乱。”[2]二是为有效地控制全国,需在要害之地增设八旗驻防兵,从而形成一个控制和震慑地方的军事网络。这套八旗驻防军事体系,主要有三大部分。第一是沿长江、大运河、黄河、沿海地区的为防止汉族人反抗的驻防体系;第二是为对付蒙古族而于长城沿线设立的控制体系;第三是为防止沙俄扩张而在东北故里设置的防御体系。基于以上两点认识,用八旗兵的力量控制全国,已成为清廷的当务之急。

  康熙中期,我国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在其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的统领下,不断东进南下,侵占喀尔喀,进逼北京城,杀虎口外蒙古地区也成为清朝抗击准噶尔的前沿阵地。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清准双方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爆发了“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战败北退,这标志着清廷的军事中心开始从内地转向北方地区。北京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居重驭轻”为历代用兵的首要原则。从历史上看,将北京作为国都的明王朝,无不考虑它在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方面的特殊位置。对清廷而言,蒙古稳定,可二者联合面对汉族的反抗而无后顾之忧;一旦蒙古有变,从京城发兵进击,路途也不很远。所以,为京城安全计,从康熙初年起,清廷陆续在其周围设立了张家口、喜峰口、独石口、古北口、三河、罗文峪、顺义、昌平、良乡、宝坻、固安、采育里、东安、霸州、滦州、雄县、冷口、玉田等小型八旗驻防点,形成众星拱月之势。为加强北方地区的防务力量,更为进击准噶尔蒙古部方便和巩固内外蒙古地区的政治统治,在长城沿线设置大型八旗驻防城就提到了清廷的议事日程。清廷在乌兰布通击败噶尔丹蒙古军后,一改历史上封建王朝修筑长城戍守之成规,主动出击,变军事防御为军事进攻。规模较大的右卫八旗驻防城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设置的。

  二.驻防之源流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皇帝开始着手右卫驻防的具体事宜,他先后派大员往勘右卫城(今山西右玉县右卫镇)和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一带的地形风貌,几经周折,最后决定在右卫城设置八旗驻防。据《清实录》记载:“先是,上以西北有警,命户部尚书马齐、兵部尚书索诺加,往勘归化城驻兵之地。至是马齐等疏言:‘臣等查勘,右卫与归化城相近,应移右卫人民出城外,令住郭内,城中盖造房屋,可以驻兵。杀虎口外迤北五十里,东西五十里内,所有熟荒地亩,近者给兵,远者给大臣官员。归化城小,地荒田卤,难以耕种;归化城西南三十余里外,有浑津村,村南十里外,有浑津巴尔哈孙旧城基址,城北有大土尔根河,周围三里余,宜展此基址,一面三里,筑土为城,造房驻扎官兵;城之四周所有田地,可取以给官兵耕种。’命议政王大臣等议。寻议覆:‘归化城之浑津巴尔哈孙无城,右卫见有城,且近归化城,大宜驻兵。其往驻时,应拨每佐领护军三名、骁骑校三名,汉军火器营兵一千驻扎,统以将军一员。每翼护军统领各一员,满洲副都统各一员,汉军副都统各一员;每旗协领各一员,佐领各七员,防御各七员,骁骑校各七员,其协领以实授参领遣往。护军,每旗以实授护军参领各四员,护军校各七员;汉军一千名,以每翼协领各一员,每旗佐领各二员,防御各二员,骁骑校各二员,令其约束;每佐领,拨拨什库六名;护军、拨什库、骁骑仍照京城例,给以钱粮,驻兵既发之后,按缺补足。其喀尔喀阿尔萨阑戴青等人丁,三丁合披一甲,可得甲九百六十五名,以五十名为一佐领,编成十九佐领。蒿齐忒郡王达尔玛吉里迪旗下人丁,亦以三丁合披一甲,可得甲一百五十四名,编为三佐领,所余人丁作为附丁,选择材干善于约束之台吉头目,授以佐领、骁骑校,附归化城土默特两旗,在归化城四周游牧。再发绿旗马兵一千,步军二千驻扎,设总兵官一员,标下立为五营,如有事当行,此新设总兵官及宣大两镇标下官兵,俱听将军调遣。将军以下大小官员口粮及马之草料,一概停给,以口外五十里以内荒地给之,自力开垦。右卫城内所有民房俱给价购买,安插官兵。’上曰:‘城内居民,若令移于郭外,必致困苦,可勿令迁移,照常居住;若造官兵房屋,城内难容,即于城外建造;此满兵有事即行,不必授田,大臣官员宜给与口粮,马给草料,务使势力有余;至于绿旗官兵遇调用,则宣大绿旗兵在近调发甚便,停其添设,其缺以满洲官兵增驻;所发护军之缺,应即补充;骁骑火器营兵之缺,应行停止;官兵住房,宜拨往驻大臣官员监修。’著再议。寻议覆:‘增设绿旗官兵应停止,每佐领增发护军三名、骁骑一名,每佐领兵共十名;其护军,每旗发实授护军参领七员内,以一员为夸兰大,设护军校十四员以领之;驻兵既发之后,其护军之缺补足,骁骑火器营兵之缺不必补足;城内居民不必迁移,官兵住房,拨工部堂官一员、驻防大臣内每翼一员及每旗护军参领等一员监造;官员口粮,照例给发;马匹草料,夏秋停给,令其牧放;其口粮草料,一半折给,一半本色;将大同府应征地丁银,改征本色,以给官兵。’得旨:‘每佐领减去护军一名、校骑一名,余如议。’随授都统希福为建威将军,噶尔玛为左翼护军统领,四格为右翼护军统领,方额为左翼副都统,马锡为右翼副都统,张素义为左翼汉军副都统,吴兴祚为右翼汉军副都统,令驻右卫。[3]右卫将军的全称为:“钦命镇守朔平等处地方、辖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官兵、建威将军”。同时,右卫所辖的杀虎口地处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南北交通孔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据《朔平府志》记载:“杀虎堡,在县北二十里,紧靠北边。明嘉靖二十三年筑堡,万历二年砖包。周二里,高三丈五尺。四十三年于近关处另筑新堡一座,名平集堡,周二里,高下与旧堡等。中建客店,内外交易。复于两堡中间东西筑墙,连环为一。前后左右安门,东西南北四通,周围五百四十丈,共计三里,唇齿相依,犄角互援。内驻扎税部、驿道、巡检司、副将、都司、守备等官,为郡北要冲。”[4]该书又载:朔平府和杀虎口“其地内拱神京,外控大漠,实三晋之要冲,北门之扃钥也。”[5]从以上史料可知以下几点:一是右卫将军始设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二月;二是驻防城址初有归化城南之巴尔哈孙和右卫城之选,最终议定为右卫城;三是驻防八旗将士之住房多建于右卫城外;四是驻防八旗将士之钱粮照京城例给发;五是八旗官员主要有将军、左翼护军统领、右翼护军统领、左翼副都统、右翼副都统、左翼汉军副都统、右翼汉军副都统;六是右卫地处长城内外的交通咽喉要道。从右卫驻防旗兵的数量来看,在全国当时也是较多的地区之一,可见其在八旗驻防体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右卫八旗驻防与其他驻防城相比较,有着特殊的驻防布局,这就是将军衙署建于城中央,少数旗兵住于城内,多数八旗将士居于城外四周。据史书记载:右卫驻防城“设将军一员,衙署一所,坐落本城鼓楼西街路北。计房六十一间,内七檩房八间,五檩房三十七间,四檩房十三间,六檩房三间;狮子一对,旗杆二条,辕门牌楼二座,照壁一座,五檩围房四十三间。······副都统二员,衙署二所。一所坐落本城东街路北,计房二十间,内七檩房六间,五檩房十四间;一所坐落本城鼓楼西街路北,计房三十间,内七檩房六间,五檩房二十四间。······镶黄旗满洲、蒙古坐落本城东街,正黄旗满洲、蒙古坐落本城西街,正白旗满洲、蒙古坐落本城东门外,正红、镶红、镶蓝等三旗满洲、蒙古坐落本城北门外路西,镶白旗满族、蒙古坐落本城北门外路东,正蓝旗满洲、蒙古坐落本城北门外马营河北,镶黄、正黄、正红、正白、镶白、镶红、正蓝等七旗汉军坐落本城南门外路东,镶蓝旗汉军坐落本城南门外路西。所有各旗官兵衙署、房间,俱各随旗地面坐落。协领十二员,衙署十二所,俱各随旗地面坐落,每所各计七檩房三间,五檩房十五间。······佐领六十四员,衙署六十四所,俱各随旗地面坐落,每所各计七檩房三间,五檩房十二间。”[6]同时,城内外还置有印房、库房、教场、税厅、班房、商铺、寺庙、学校、戏台、佛塔等建筑设施。八旗兵的住房也有标准,满洲、蒙古旗兵每名配置五檩额房四间,汉军旗兵每名配置五檩额房二间。雍正九年(1731),清廷对右卫城重修完毕,城“周共九里十三步(后绥远城亦同),高连女墙四丈二尺,厚一丈五尺”,并对四座城门分别予以命名,“东曰和阳,南曰永宁,西曰武定,北曰镇朔。上各建楼。角楼三,缺西南角。敌台二十八,垛口五百六十四。守舖八。城外各有月城。西月城近河,筑堤以固。”[7]关于四座城门楼,史书也有记载:“楼颜以额,南曰‘紫塞金汤’,北曰‘岩疆锁钥’,东曰‘拱护燕云’,北曰‘屏藩河朔’。”[8]此外,城中修有十字大街,大街中心建有高大的鼓楼。整座城池巍巍壮观,虎视着塞外,守护着北疆。

  康熙三十三年(1694),右卫驻防城共有满蒙汉八旗官佐407人,八旗兵4903人,合计5310人;其中来源于喀喇沁部的八旗蒙古马兵为3000人(编为30佐领),内分护军2299人,马兵2604人。[9]右卫“禁旅五千”之说盖源于此。史书记载:“右卫建营房万余间,安设驻防旗兵”,清廷达到了“以控扼杀虎口,屹然西北金汤”[10]的目的。右卫城依山傍水,成为八旗兵云集长城沿线最大的驻防城,并“与西安、宁夏互为犄角”,此所谓“三晋为天下之脊,而朔郡又为三晋之脊。”[11]可以说,清代北疆地区的军府制度肇端于此。

  康熙三十五年(1696)春,清廷调兵遣将,分东、中、西三路进击漠西蒙古噶尔丹部。右卫将军兼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以右卫驻防八旗兵为核心的西路军北征,以配合康熙皇帝亲率的中路军和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的东路军。五月,西路军在漠北土拉河畔的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之宗莫德)地方与噶尔丹军展开残烈的血战,致使噶尔丹的精锐部队丧失贻尽,仅率十数骑西遁。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昭莫多之战”。从此,右卫八旗兵威名远扬,以能征善战而著称。九月,康熙皇帝率八旗兵出巡归化城和鄂尔多斯部,伺机招降或进击噶尔丹残部,结果未能如愿。十二月初七日,康熙皇帝率出巡大军返京城时抵杀虎口;初八日抵右卫驻防城,在部署了军国大政后,还检阅了右卫八旗将士,致使八旗官兵欢声震天,倍感皇恩浩荡。

  “昭莫多之战”后,北疆暂时得以平静,无需重兵防御或进击,故驻防右卫的八旗汉军遭到大规模的裁撤。史料记载:驻防右卫的“左右翼护军统领二员,汉军副都统二员,汉军协统领一员,护军参领五十六员,汉军佐领八员,汉军防御八员,汉军骁骑校八员,护军统领笔贴式二员,护军校一百一十二员,护军二千二百九十九名,马兵六百名,内汉军领催四十八名,随兵四十一名。以上官兵俱于康熙三十七年正月奉裁。”【12】时驻防右卫的八旗官兵只剩2200多人。

  康熙四十九年(1710),为解决京城旗人因滋息甚繁而无兵额可补之窘状,清廷又在右卫驻防城增添了三千八旗兵。史书记载:“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庚寅,大学士等遵旨会议:右卫应添设骁骑二千四百名,汉军火器营兵六百名,将现在空闲官房拨派居住。奉旨依议。”【13】康熙五十年(1711),又有一千名八旗马兵被添设右卫驻防城。【14】

  雍正三年(1725),驻防右卫的八旗蒙古兵被裁撤调防。史料记载:“喀喇沁蒙古佐领三十员,骁骑校三十员,喀喇沁蒙古马兵三千名,以上官兵亦于康熙三十三年驻防右卫,至雍正三年奉裁,发往察罕叟尔驻防。”【15】调防漠北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势力强盛的漠西卫拉特蒙古诸部。此时,右卫驻防城剩有“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领催三百八十四名,前锋二百名,兵二千四百二十名,将军随兵八名。满洲、蒙古铁匠一百一十二名。”【16】

  雍正九年,清廷针对右卫驻防城位重兵少的状况,又“添设满洲、蒙古、汉军兵五百名。”此时,右卫驻防城设有“旗兵二千八百十九名,匠役一百五十三名。”【17】

  雍正十年(1732),右卫驻防八旗的官兵的数量又有变化。时八旗官佐中,有驻防将军(亦称建威将军)1员,统辖满蒙汉八旗官兵。左翼副都统1员,分辖满洲、蒙古、汉军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左翼四旗官兵。右翼副都统一员,分辖满洲、蒙古、汉军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右翼四旗官兵。左翼协领6员,满洲4员,蒙古1员,汉军1员;其中辖佐领32员,满洲20员,蒙古8员,汉军4员;辖防御32员,满洲20员,蒙古8员,汉军4员;辖骁骑校32员,满洲20员,蒙古8员,汉军4员。右翼协领6员,满洲4员,蒙古1员,汉军1员;其中辖佐领32员,满洲20员,蒙古8员,汉军4员;辖防御32员,满洲20员,蒙古8员,汉军4员;辖骁骑校32员,满洲20员,蒙古8员,汉军4员。此外,另有将军笔贴式4员和八旗世袭官16员。在驻防八旗旗兵中,有马兵3504名,内分领催兵272名,前锋兵200名,披甲兵3032名。此外,另有铁箭匠112人,随兵12人。【18】这种驻防规制一直延续到乾隆二年(1737)右卫将军移驻于归化城旁边的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市新城)为至。时右卫将军改称为绥远城将军,有时仍称建威将军。

  1737年,清廷深感右卫驻防城太靠南,不利于进击准噶尔蒙古部和控制内蒙古西部蒙古诸盟旗,驻防重心需北移,于是调迁右卫将军衙署于绥远城。随之,右卫驻防城降格为副都统所领。乾隆三十一年(1766)归隶于绥远城将军所辖。【19】乾隆三十三年(1768),右卫驻防城又降格为城守尉所领,下有防御4员,骁骑校4员,满蒙八旗领催马兵共300人,[20]成为最低一级的八旗驻防点,仍隶于绥远城将军,这种状况直至清朝灭亡为止。

  三.驻防将军及将士俸禄

  清代右卫将军的官秩初为正一品,不久改为从一品,始设于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于乾隆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历时45年,共有八位将军莅任。史书记载:这些统军大帅,“非公侯勋戚则宗室天潢,望隆位尊,班在督抚之上,责綦重矣”,【21】可见这些大员位高权重。现对其予以分述:

  1.希福:正红旗满洲人,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清廷调任八旗满洲正红旗都统希福为右卫将军,并授建威将军。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初四因罪被革职。期间,康熙三十二年(1693)五月初七,清廷授三等伯、内大臣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归化城,管理归化城军政事务;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清廷授费扬古将军印,并兼任右卫大臣。

  2.费扬古:正白旗满洲人,康熙三十四年(1695)十月初四,清廷调任领侍卫内大臣和安北将军费扬古为右卫将军,并兼归化城将军事务;十一月三十,又授为抚远大将军。康熙三十五年(1696),因出征卫拉特蒙古噶尔丹部,被免去右卫将军职务。

  3.费扬固:正蓝旗满洲人,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清廷提任右卫左翼护军统领费扬固(宗室旗人)为右卫将军。康熙五十一年(1712)正月二十九,又封为辅国公。康熙五十七年(1718)正月二十六,因病被免去右卫将军职务。

  4.颜寿:镶黄旗满洲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三月十七,清廷提任归化城副都统颜寿(觉罗旗人)为右卫将军。雍正二年(1724)六月十七,被降为右卫驻防城左翼副都统。

  5.乌礼布:镶红旗满洲人,雍正二年六月十七,清廷提任右卫右翼副都统乌礼布为右卫将军。雍正四年(1726)二月二十八,被调任为八旗蒙古正黄旗都统。

  6.申慕德:正黄旗满洲人,雍正四年二月二十八,清廷调任八旗蒙古正黄旗都统、奉恩将军申慕德(宗室旗人)为右卫将军。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被免去右卫将军职务。

  7.岱林布:旗籍不详,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清廷调任八旗汉军镶红旗都统岱林布为右卫将军。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二十八,被改任为江宁将军。

  8.旺昌:旗籍不详,乾隆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清廷调任参赞大臣旺昌为右卫将军。乾隆二年(1737)三月二十二,旺昌奉旨率部分右卫八旗官兵调迁新筑之绥远驻防城。

  驻防将军的职责包括整饬武备和教养兵丁两个方面。康熙皇帝曾云:“将军之职,以训练军卒,选阅武弁为要。”【22】乾隆皇帝曾告诫驻防将军:“教演骑射技艺,是其分内应办之事。”【23】嘉庆皇帝曾作《御制将军箴》,对驻防将军的职掌做了全面概括:“将军之职,与古迥殊。八旗禁旅,生聚帝都。日增月盛,分驻寰区。星罗棋布,奕祀良模。旧习常守,汉俗勿趋。国语熟练,步射驰驱。先养后教,心洽诚孚。训尔营队,巩我皇图。”【24】《清史稿》则认为将军的职责为“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25】总之,驻防将军的职责就是训练旗兵,组织和校阅官兵每年的操演,督促官兵勤习马步弓箭,点验稽察军器,选拔兵丁和裁汰老弱等;另一个职责是教养兵丁,举凡驻防旗人的婚丧嫁娶、旗田诉讼、孤寡老人的养赡救济、子弟的教育培养、与当地民人的口角争斗等,均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上讲,将军就是这个驻防城小社会的大家庭家长。

  清朝以武功夺天下,故规定驻防旗人不许从事当兵以外的一切劳动,“当兵食粮”就成为八旗将士养家度日的唯一出路,从而在经济上形成了对统治者严重的依赖。清代钱贵物贱,一般来讲,一人披甲为伍,足以维持一家五口之全年费用,且有相当之生活水准。右卫驻防旗人的俸禄,包括银、米两项,每人依等级与兵种的不同有多寡之别,一般无满洲兵、蒙古兵和汉军之分,因三者在权利与义务上基本是平等的。

  现将雍正十年(1732)右卫驻防八旗将士的俸禄分列如下:

  驻防将军1员,每年的俸银为185两;每年的俸米为40口,【26】内粳米2口,粟米38口。粳米每口月支一半本色(将米粮直接发放),为一斗二升五合;一半折色(将米粮折价发银),为一斗二升五合,每斗折银一钱四分七厘。粟米计口多寡,月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每斗折银一钱五厘。

  副都统共2员,每员每年俸银为130两;每员每年俸米为30口,内粳米2口,粟米28口。粳米每口月支一半本色,为一斗二升五合;一半折色,为一斗二升五合,每斗折银一钱四分七厘。粟米计口多寡,月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每斗折银一钱五厘。

  佐领共64员,每员每年俸银为105两;每员每年俸米为20口,内粳米2口,粟米18口。粳米每口月支一半本色,为一斗二升五合;一半折色,为一斗二升五合,每斗折银一钱四分七厘。粟米计口多寡,月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每斗折银一钱五厘。

  防御共64员,每员每年俸银为80两;每员每年俸米为14口,内粳米2口,粟米12口。粳米每口月支一半本色,为一斗二升五合;一半折色,为一斗二升五合,每斗折银一钱四分七厘。粟米计口多寡,月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每斗折银一钱五厘。

  骁骑校共64员,每员每年俸银为60两;每员每年俸米为12口,内粳米2口,粟米10口。粳米每口月支一半本色,为一斗二升五合;一半折色,为一斗二升五合,每斗折银一钱四分七厘。粟米计口多寡,月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每斗折银一钱五厘。

  将军笔帖式共4员,每员每年俸银为28两;每员每年俸米为12口,内粳米2口,粟米10口。粳米每口月支一半本色,为一斗二升五合;一半折色,为一斗二升五合,每斗折银一钱四分七厘。粟米计口多寡,月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每斗折银一钱五厘。

  三等阿达哈哈番(轻车都尉)1员,每年俸银160两;拜他喇布勒哈番(骑都尉)4员,每员每年俸银110两;拖沙喇哈番(云骑尉)11员,每员每年俸银85两。以上世职各员,每年俸米14口,内粳米2口,粟米12口。粳米每口月支一半本色,为一斗二升五合;一半折色,为一斗二升五合,每斗折银一钱四分七厘。粟米计口多寡,月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每斗折银一钱五厘。

  领催兵共272名,前锋兵共200名,每名月支饷银4两;马兵共3032名,每名月支饷银3两。以上领催、前锋、马兵每名月支粟米10口,一半本色,一半折色,每斗折银一钱五厘。

  随兵共11名,每名月支饷银1两;每名月支粟米3口3分,一半本色,一半折色,每斗折银一钱五厘。

  铁匠112名,每名月支饷银2两;每名月支粟米8口,一半本色,一半折色,每斗折银一钱五厘。【27】

  清制,国家对八旗和绿营例有额定之马干银。所谓马干,就是供给喂养马匹所需之马料草束之通称。清廷规定驻防旗兵每人需养马3匹,以备征战时乘骑和驮载军需品。这些草豆饲料有“本色”和“折色”之分。据史料记载:右卫各级将士的马匹数量按等级不同而所养马匹依次减少。将军额设马20匹,每年折草2400束(每束草7斤);副都统额设马15匹,每年折草1800束;协领额设马12匹,每年折草1440束;佐领额设马8匹,每年折草960束;防御额设马5匹,每年折草600束;骁骑校和将军笔贴式及世袭官额设马4匹,每年折草480束;马兵和随兵额设马3匹,每年折草360束;铁匠额设马1匹,每年折草120束。当时每束折草价值二分七厘。此外,每匹马月支豆料9斗,其中一半为折色豆料,每斗折银八分五厘。【28】后因各种原因,各级将士的马匹实际数量都有所减少,但仍按原定数额领取马干,其多余之银两则用作生活消费之补贴,故时称“人吃马”,此为驻防将士的一项重要固定的收入。

  四.余论

  清朝统治者对边疆和少数民族的政策,与以往的历代汉族王朝截然不同,故而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从总体上讲其策略是重视各民族的不同特点,实行了适合各民族的政策与方针。如在行政制度上,对蒙古族实行盟旗制度,对新疆维吾尔等族实行伯克制度,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土司制度,对汉族地区实行省道府县制度,对西藏地区则保持政教合一制度;这些不同的制度都与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情况和民族传统是相适应的,不但没有破坏各民族的文化,反而强化了各民族文化保存的条件。在军事上也如此,一改历代王朝的长城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清朝在长城沿线的系列驻防城,虽大体沿袭了明朝九边的设置,但目的却与明朝有本质不同,它不是为了防御,而相反是为了进攻。其目的一是为了巩固对漠南蒙古诸部的统治,二是将诸驻防城作为下一步向北部和西部边疆地区用兵的军事基地。可以说,康熙和雍正年间清廷在长城沿线设置的八旗驻防,改变了清初设置驻防城时重南不重北的格局,使全国的驻防布局基本达到了平衡,从而为日后乾隆时期的全盛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朝是以满族为主体而建立的一个封建专制王朝。它统治幅员辽阔的中国长达268年之久。它的盛时疆域,东北至外兴安岭及库页岛,北达恰克图,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南抵南海诸岛,东到台湾。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满、汉、蒙、回、藏等50多个民族。他们在这个统一的国家里,进行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推动着祖国社会的不断进步。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所以得到巩固和发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各民族间的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共同追求,始终像一条纽带把他们紧紧地联接在一起;这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发展和巩固的根本条件,也是有清一代建立巩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基础。清初的满族是一个新兴的民族,它以崭新的面貌和旺盛的活力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当它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后,以其勃勃生气,肩负起了历史使命。有清一代,满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为要求统一、反对割据、坚持团结、防御外侮等共同利益而斗争,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写下了许多光辉灿烂的篇章。具体地讲,右卫驻防城的设置,在巩固和保卫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屏藩朔漠,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驻防旗兵们披坚执锐,露宿风餐,汗马血战,百死一生,为稳定北部边疆乃至各民族的共同疆域立下了殊勋。例如:雍正九年(1731),在漠北和通泊之战中,仅右卫驻防将士就阵亡566人,厮役阵亡526人,总计1092人。【29】长期的残酷战争给旗人的生命财产带来了重大的损失,这无疑是清代旗人人口的增长率低于全国人口增长平均水平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认为,若按各族人民在清代的分工,满蒙汉旗人的负担最重,国家对旗人实行征兵制,男孩稍一长成,便要披甲为伍、抗敌御侮、保卫祖国,许多人还战死疆场。正因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创造了国内的和平环境和安定的社会秩序,农、工、士、商才能安然地耕种、做工、参加科举考试和经商贸易。反之,认为清代的旗人是“铁杆庄稼、老米树”,是不劳而获,则完全是一种民族偏见的产物。

  清代的八旗兵,除当兵食粮外,不从事其他生产活动,故八旗驻防城是一消费性城市,建立伊始就成为商贾云集的中心。如右卫驻防城设置后,巨大的购买力带来了可观的商机,大批晋籍坐贾行商捷足先登,蜂拥于此,从事着南北商品物资贸易,以供旗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当时的右卫城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两旁充满了晋商林立的店铺,他们或贸易,或佣工,各种作坊匠铺、酒肆茶馆、钱庄当铺、米店面行、布匹绸缎、金银铁器等应运而生,从而给右卫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据史书记载:“查兹朔郡,前系边塞戎马之场,自国朝定鼎,中外一统,休养生息,将及百载。驻防以来,兵民相安,商贾辐辏,人物殷繁,屹然重镇。”[30]可以说,旅蒙商在清代的勃然兴起,便是满蒙汉民族交往和文化交融的历史产物。同时,大量满蒙汉旗兵的迁入,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交流、补充和吸收,对丰富当地的文化内涵,都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他们共同创造了蒙晋长城沿边光辉灿烂的多元民族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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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刘士铭《朔平府志》卷8《武备志·兵制》,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508~509页。

  [2]《清圣祖实录》卷274,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己亥条,中华书局,1986年。

  [3]《清圣祖实录》卷157,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壬寅条。

  [4]《朔平府志》卷4《建置志·城池》,第163页。

  [5]《朔平府志》卷12《艺文志·跋》,第1201页。

  [6]《钦定八旗通志》卷118《营建制七·八旗驻防规制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016~2017页。

  [7]王轩《山西通志》卷28《府州厅县考六》,第2517页,中华书局,1990年。

  [8]刘士铭《重修朔平府城垣碑记》,载《朔平府志》卷12《艺文志·碑记》,第1006页。

  [9]《朔平府志》卷8《武备志·兵制》,第512页。

  [10]申慕德《重修朔平府北岳庙碑记》,载《朔平府志》卷12《艺文志·碑记》,第998页。

  [11]《朔平府志·刘士铭序》。

  [12]《朔平府志》卷8《武备志·兵制》,第512页。

  [13]鄂尔泰《八旗通志初集》卷28《兵制志》三,第532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14]《朔平府志》卷8《武备志·兵制》,第512页。

  [15]《朔平府志》卷8《武备志·兵制》,第512页。

  [16]《八旗通志初集》卷28《兵制志》三,第532页。

  [17]《八旗通志初集》卷28《兵制志》三,第531~532页。

  [18]《朔平府志》卷8《武备志·兵制》,第510页。

  [19]贻谷《绥远旗志》卷4《官制考》,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20]《钦定八旗通志》卷118《营建制七·八旗驻防规制三》,第2019页。

  [21]《朔平府志》卷5《职官制》,第288页。

  [22]《清圣祖实录》卷212,康熙四十二年五月丙寅条。

  [23]《清高宗实录》卷505,乾隆二十一年正月辛酉条。

  [24]希元《荆州驻防八旗志》卷1,第17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

  [25]《清史稿》卷117,第12册,3383页,中华书局,1976年。

  [26]《清史稿》卷120《志95·食货1》记载:“凡民,男曰丁

  女曰口;男年十六为成丁,未成丁亦曰口。”

  [27]《朔平府志》卷8《武备制·兵制》,第533~535页。

  [28]《朔平府志》卷8《武备制·马政》,第547页。

  [29]《满文月折档》,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五日锡保奏。

  [30]《朔平府志》卷12《艺文志·文告》,第9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