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音乐传播形态与特征研究

好必斯

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音乐传播学       好必斯 收稿日期:2002-12-23 文章编号: 1003-7721(2003)04-0093-05
内容提要:草原音乐的典型代表是蒙古族长调音乐,而草原长调音乐的传播,因其特定的游牧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音乐形态和演唱风格等特征,形成了独特的传播形态与特征。

关 键 词:草原音乐;传播形态;动态传播;人与动物间的传播;传播效果的模糊性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章标识码:A

一、动态传播

草原音乐是草原游牧文化的产物,而游牧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是流动。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了这一游牧民族不停地在流动。而马背和勒勒车,作为草原音乐文化的流动载体,带着神奇的草原音乐开始了永不停歇的动态传播。              动态传播是草原音乐传播的特征之一。如:在草原上牧民骑马放牧,悠闲自得地在行走的马背上唱起了辽阔、舒展的蒙古族长调民歌,美妙的歌声随风飘向草原深处,飘到另一个畜群的主人耳朵,受传的牧民,在获得信息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动态方式)将所获得的音乐信息传播出去,继而像一个流动的传播链条,继续它的动态传播。            又如:草原牧民由于游牧生产方式所决定必须经常更换草场。于是牧民们把一切生产资料及生活用品装满草原上特有的交通工具——勒勒车,开始寻找另一个合适的草场。连成一串的勒勒车队,载着牧民全部的财产,也载着悠扬的长调,开始了流动传播。当坐在勒勒车首部的长者,唱起悠长的草原长调时,坐在车尾的年轻人是在动态中接受到音乐信息的,当他唱或学唱时,无形中又以流动的方式传播着音乐信息,他即是受传者,同时也是传播者。千百年来草原音乐伴随着游牧生产方式在动态传播中传承至今,并将以同样方式继续传播下去。

二、自我传播

所谓自我传播就是一个人的内在传播。传播者和传播对象都是同一个人。自我传播的产生即是人的自我需要,也是人的社会需要。“它是人类最基本的传播活动,是人类一切传播活动的前提和基础。[1]”      自我传播是草原音乐传播的又一特征。草原是辽阔而美丽的,然而,长年在草原上生活却是孤独而寂寞的。一个人、一匹马、一群羊或一群马,再有就是蓝天和草原了。孤独的牧人常常自吟自唱抒情、舒展且略带忧伤的草原长调,以求某种心灵上的交流与沟通。这时,牧人即是音乐信息的传播者也是音乐信息的受传者,一切传播过程,就是在牧人的自吟自唱中完成的。牧人通过自吟自唱,得到了内心的愉悦与精神上的满足,达到了自我传播目的并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草原音乐的传播之所以常见自我传播形态,其原因有两点:            1.由生产方式所决定            当今草原牧民的生产方式仍为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即以个体为单位进行的生产方式。这种特殊的、非集体合作完成的生产方式,使牧人具有与他人交流的心理需要,这也是人的本能的自我需要,他们渴望交流,同时基本上自然完成的放牧生产过程,也给牧人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进行草原音乐的自我传播。            2.由生活环境所决定            草原牧民生活的环境大多是人烟稀少的草原深处。蒙古包与蒙古包之间,近则几公里,远则几十公里,这种生活环境并未提供更多的面对面的人际传播的客观条件。而传播信息和获得信息又是人的本能需求。在客观条件未满足主观愿望的时候,牧人只好以自我传播方式即“主我”与“客我”之间的音乐信息交流活动来获得精神世界的满足。

三、人与动物间的传播

按着信息科学的观点,信息可分为人类信息、生物信息和物理信息。当我们研究、探索人类信息传播规律及形态时,很少涉及生物信息,也很少将人类信息与生物信息联系起来,这种学术视野的狭隘性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人类对信息传播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              动物具有一定的智能和情感早已被人类所证实。动物对人类各种信息的接受、感知能力是令人类惊讶的。而人类的信息活动也决非仅仅局限于人类。信息传播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凡是有物种和生命存在的地方都会有传播。人类传播是自然界和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它是在动物传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2]”从信息传递和沟通的角度而言,“传播并不是人类的特有现象,而是自然界和社会所共有的现象。[3]”这一点已经为生物学和动物学研究的大量事实所证明。而动物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惊人的智能更为科学家所证实。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查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认为“那些高级动物的智能,无论与人类的智能在水平上多么不同,但至少在性质上相同。[4]”      在人类产生语言之前,人类的祖先经历了漫长的原始传播时代,传播史学者将之称为前语言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传播与动物传播还没有本质的区别[5]”,我们的祖先只能靠动作、表情、吼叫或其他简单的音节来传递信息。达尔文还指出:“在动物交流(鸟儿歌唱、猴子喊叫)中已经存在着许多语言的成分。[6]”正是这些成分与心理能力的发展相结合,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类语言的发展。从传播学角度来讲,语言的产生,是完成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的决定性一步。这就表明人类传播与动物传播在原始形态上有着一定的联系。            音乐信息的传播实际上是情感语言的传播,它比人类语言更易被动物界所接受。“美好和谐的音乐对某种动物确实有‘感化’作用。[7]”早在几个世纪前,蒙古人在游牧生产劳动中就已发现了这一奇特现象,并长期运用于自己的生产实践。发生在草原上的活生生的实例更能说明这一点。            在草原上每当牲畜繁殖的季节,经常可以见到那些被母羊、母驼生下后遗弃的羊羔、驼羔,这时,富有生产经验的牧民就请来草原上著名的民歌手(女性)、马头琴手,对着母羊、母驼唱起“陶艾歌”(即劝奶歌,无词),牧民充满感情的歌声,通过空气传递到牲畜的耳朵里,作用其生理感官,而生理感官接受了这些音乐信息并产生心理效应,即理解感化后,(有的母羊、母驼甚至落泪)终于接收了自己的骨肉。这种奇特的音乐信息传播形态,沟通了人与动物间的情感交流,也构成了草原音乐传播的独特形态。

例1:

 

草原音乐传播的独特形态——人与动物间的传播,仍属于人类传播范畴。因为,这里作为传播主体的仍然是人类。并且这种音乐传播具有周密的计划性和强烈的目的性。这种原始的音乐传播形态和透明的传播过程及正常的传播关系,充分具备了传播学的五要素,即:“谁在说、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了什么效果[8]”;这里,只是传播对象发生了变化。草原音乐传播的独特形态,也许使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和界定音乐传播学的研究范畴,至少应该承认音乐传播的广义性和音乐传播对象的广义性。              传播固然是人类的一种活动,但不应排拆人与自然界、人与动物界之间的某种传播,至少在草原音乐传播形态中客观存在着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传播现象,那种将“传播视野仅仅局限于人类社会的狭隘性[9]”不利于音乐传播学的深入研究。

四、传播中音乐信息的繁复与衰减

草原长调音乐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音乐信息的繁复与衰减现象值得我们研究。              蒙古族草原长调民歌的音乐形态是节奏自由,非均分律动的散板形态,音乐常见短长结合并配以拖腔的旋律,乐谱中并未完全或无法完全标记出来(也许没必要完全标记出来)的“诺古拉”(装饰音群)及长调民歌演唱时具有的即兴性和伸缩性,给音乐传播中音乐信息的繁复与衰减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与可能。            笔者对蒙古族著名长调艺术大师哈扎布先生在20世纪七十年代录制的一首蒙古族潮尔歌曲《圣主成吉思汗》及哈扎布的老师著名的民间艺人特木丁先生在20世纪三十年代由日本人录制的同一首歌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师徒对同一首长调歌曲的处理差异很大。20世纪七十年代哈扎布先生演唱的《圣主成吉思汗》比其老师特木丁先生20世纪三十年代演唱的同一首歌曲要丰富的多,他加进了很多“诺古拉”,进行了装饰华彩处理,丰富了旋律的表现力。同时,对某些过于冗长的拖腔进行了删减。音乐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音乐信息的繁复与衰减现象。            例2:

 

又如,由安波先生记谱的内蒙古东盟民歌《牧歌》,从音乐形态看是典型的蒙古族短调民歌,这首民歌原本是一首典型的呼伦贝尔长调民歌,原歌名为《乌和日图与灰腾两座山》,旋律中有繁复的华彩装饰音“诺古拉”。而我们今天看到的由安波先生记谱的《牧歌》在记谱中只保留了原长调民歌的基本旋律骨架音,民歌发生了明显的变异,与原民歌比较,发生了质的变化,长调民歌记成了方整的短调民歌,这样草原音乐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现象——音乐信息(符号)的衰减。              例3:

 

例4:           《乌和日图灰腾两座山》内蒙古呼伦贝尔民歌 吕宏久记谱、宝音德力格尔演唱

 

草原音乐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音乐信息的繁复与衰减现象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创造性传播            “所有的传播都是创造性的。[10]”音乐传播也不例外,草原音乐的传播更是如此。因为,长调歌曲在演唱时是较自由的,具有一定的即兴性质,这就给创造性传播提供了展示才华和创造力的广阔空间,加之蒙古民族是一个极具音乐创造力的民族,这样,每一次具有创造性的传播,也使得这一古老而神奇的音乐品种变得更加凝炼、深邃。长调在接力性的传播中,受传者在成为新的传播者的时候,已开始了他新的创造性(发展变化)传播。这种草原上特有的音乐品种和特殊的音乐传播形态,是有别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音乐形态与传播形态的。            早期的草原长调是以原始传播形态传播的。即口传心授、师徒传承。当人类发明记谱法并将长调音乐尽可能完全的记录下来后,这种口传心授的传播方式仍然延续至今并将永远沿袭下去。这是因为,目前记录下来的长调乐谱也只是相对稳定的音乐形态,而非绝对稳定形态。面对变化万端,节奏错综复杂,装饰华彩多样,演唱具有一定即兴性的长调音乐,人类的记谱法显得那样无能为力。然而,长调相对稳定而神秘的音乐形态,也为创造性地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不断丰富、发展的无穷潜在动力。            2.传播效果的模糊性            草原长调音乐的传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当传授者将长调传授给受传者时,受传者所记忆下来的可能只是长调音乐的基本形态与框架,而对极具魅力与特征的“诺古拉”(乐谱中无法标记出来)的记忆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掌握,这些微秒的、微小的错位,在千百次的链条式传播中必然构成传播中音乐信息的模糊性。同时,受传者对所获得的音乐信息的理解及处理能力、文化背景、音乐审美观、个人情趣、音乐语言习惯、音乐记忆能力(包括记谱能力)等都将影响受传者在重新传受音乐信息时的精确度。另外,长调音乐在传播过程中也将受到地域特点、地理环境、音乐风格、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人文生境等方面的影响。例如:安波先生在昭乌达盟(今赤峰市1946年)记录的东盟民歌《牧歌》,我们也许无法考证当时的记录民歌的情况,但从原始民歌形态与新记录民歌《牧歌》的形态,可以判断,这首民歌从遥远的呼伦贝尔草原传播到昭乌达盟(今赤峰市)时,就带有传播效果的模糊性,加之赤峰地区原是个长调音乐并不发达的半农半牧地区,当地的受传者在接受这一音乐品种及音乐信息并将其记忆下来的时候,自然带着某些主观愿望、音乐语言习惯及当地音乐风格(赤峰地区多见方整性的短调民歌)加以整理和记忆。也就形成了安波先生所记录下来的非常方整,带有小节线划分,四二拍节奏均分律动的短调《牧歌》了。这种传播过程中音乐信息的衰减,是传播效果的模糊性所致。

结束语: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蒙古族人民繁衍生息在这片广袤的蒙古草原上,并创造了灿烂的草原音乐文化,在世代传承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传播形态与传播特征,研究探索这一极具特色的传播规律与特点,有利于我们拓宽音乐传播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有利于音乐传播学这一综合性学科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p34.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p21. [3]同[2]p22. [4][法]雅克·沃克莱尔.动物的智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p8. [5]同[2]p25. [6]同[4]p8. [7]乌兰杰.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p350. [8]同[1]p46. [9]汪森.关于音乐传播学的五点看法[J].黄钟,2002(2).p81. [10]同[1]p32.
作者简介:       好必斯(1957~),男,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呼和浩特 010010)。

 

来源: http://www.urtinduu.com/web/0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