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异本散叶发现始末

中秋前夕,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萨仁高娃接到《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打来的电话,希望她把发现《蒙古秘史》异本散叶的经过写出来。这已经不是第一个类似的电话了,这样巨大的反响有点出乎她的意料。事实上,她发现《蒙古秘史》异本散叶是一个偶然的事情:2009年,她作为援藏干部赴西藏考察,期间,偶遇一张蒙古文古籍复印件,她感觉这可能是《蒙古秘史》或罗桑丹津所著《黄金史》中收集的《蒙古秘史》的部分内容。2011年,西藏的古籍工作人员又给她寄来了其他几张散叶的资料,这让萨仁高娃更加确定自己的判断。
发现这一珍贵的蒙古文古籍遗存意义非凡。2012年10月,萨仁高娃奔赴阿里地区考证,亲眼见到了13片珍贵的散叶。通过几年的考证、整理、研究,她撰写出版了以此为主题的学术专著。2013年,这本学术专著《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蒙古文散叶研究》一书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萨仁高娃(右)与西藏文献工作者一起搜寻、整理散叶。
萨仁高娃(右)与西藏文献工作者一起搜寻、整理散叶。 (图片由萨仁高娃提供)

偶遇,未见天日的宝物
“我当时是陪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有关负责人赴西藏调研西藏古籍保护情况,那是在2009年。考察期间,时任西藏自治区文化厅产业处处长的彭措朗杰先生给我们展示了一张蒙古文古籍复印件,请我辨认是什么。凭借多年研究古籍文献的职业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份未见天日的宝物。当时,根据复印件内容,我大致判断:此件可能是《蒙古秘史》或罗桑丹津所著《黄金史》中收集的《蒙古秘史》的部分内容。”萨仁高娃说。
后来经过与西藏方面联系协商,对方又向她提供了5幅该文献的图片资料,内容与第一张十分类似,萨仁高娃近一步判断这些应该都是《蒙古秘史》或罗桑丹津所著《黄金史》中收集的《蒙古秘史》的部分章节。
2010年7月,萨仁高娃被文化部选派为第六批援藏干部,开始在西藏图书馆工作,后又担任副馆长职务。
2011年,西藏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在阿里地区进行古迹普查时,在札达县托林寺意外发现了一些蒙古文史资料散叶。西藏古籍工作人员对散叶进行拍照并寄往西藏图书馆,委托萨仁高娃帮助辨别这些古籍。查阅图片后,萨仁高娃初步认定散叶上的文字为蒙古文,与两年前彭措朗杰所提供的图片内容同属一种。她同时还发现,西藏古籍人员所提供的这些图片,含有彭措朗杰的那几幅图中的内容,但是比两年前的资料少了2叶。萨仁高娃隐隐感觉缺少的2叶可能已经散失,必须尽快找到这一珍贵的蒙古文文献古籍,妥善保存,毕竟耽搁时间越久,古籍散失的危险越大。
搜救,奔赴阿里托林寺
2012年10月,萨仁高娃与西藏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奔赴阿里地区,对札达县托林寺所藏古籍进行普查登记,亲眼看到了梦寐以求的蒙古文古籍散叶。征得同意后,她对古籍散叶进行了拍照。
该文献目前仅存13叶,采用梵夹装,藏纸正背书写,竹笔抄录,每页23行,四面单框。每叶正面左侧用蒙古文写有页码,存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叶,为《蒙古秘史》的部分内容,即铁木真之妻孛儿帖被蔑儿乞人抢去,铁木真在王汗与扎木合的帮助下,抢回孛儿帖,后又与扎木合决裂的一段内容。这仅存13叶的残篇是近年发现的最为珍贵的蒙古文史料。虽然其卷帙不全,但通过分析其语句及内容可以推断:这一文献的出现时间应该是介于《蒙古秘史》和罗桑丹津的《黄金史》之间,对研究蒙古史料及其演变过程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文献价值极高。
萨仁高娃对记者说:“如此珍贵的文献,何时以什么途径传入西藏,又以什么方式在当地得以抄写传播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散叶的公布,将对“蒙古秘史学”研究带来一次巨大的震撼。
震惊,蒙古学界的轰动效应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乌兰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四辑上发表了一篇精彩论文—《从新现蒙古文散叶看罗桑丹津与之关系》。该文主要介绍了从西藏新发现的两叶蒙古文史料,这两叶文献正是彭措朗杰处长所提供五幅图中的两叶,即目前所存散叶的第二十三和第三十九叶正面内容。乌兰教授通过文字校勘等研究,认为此文献为《蒙古秘史》之后《黄金史》之前形成的另一部蒙古史料,亦或可称作《蒙古秘史》异本。这个发现对研究蒙古史料的发展与演变过程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文献价值极高。
萨仁高娃说:“发现和抢救古籍不是最重要的,让这些珍贵的文献真正为时下的学术服务才是古籍文献工作的目的。”为此,她在发现收集这些古籍散叶后,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整理、论证,进行专题学术研究,并撰写成专著—《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蒙古文散叶研究》一书,于2013年8月出版发行。
《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蒙古文散叶研究》专著,在导语部分阐述罗列了蒙古族各个历史年代的文献的回顾、20世纪以来发现的蒙古文文献古籍以及《蒙古秘史》各种版本的脉络。其主题内容就是在西藏阿里地区托林寺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散叶及其历史背景的阐述、对托林寺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分析、蒙古族与藏族的历史渊源的回顾,并论述了阿里地区发现的蒙古文文献散叶的特点。萨仁高娃在书中采用拉丁音标转写了该文献散叶的内容,并进行词语的对比和分析,这是该专著的亮点之一,为其他学者研究这些散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对史料的保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藏图书馆馆长、西藏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努木在《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蒙古文散叶研究》序中这样评价:“本书所研究的对象西藏阿里地区托林寺所藏蒙古文散叶,是西藏古籍普查当中的重大发现之一。散叶长年沉睡于古寺中,无人闻之其为何物、有何背景、价值又如何。一部蒙古文历史文献,能够传入西藏,并在本地得到抄写,本是一段传奇的佳话。而作者在古籍普查中能够发现它,又能够围绕它进行研究,揭示其历史谜底,无论从古籍普查角度,还是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均实现了我们古籍工作者将珍贵资料公布于世,为学界服务的理想和初衷。散叶作为《蒙古秘史》民间流传的异本,势必为资料欠缺而苦于推进的百年秘史学输入新鲜血液,将《蒙古秘史》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另有其他专家考证,认为从古迹散叶的图片可以看出,该文献抄录在发黄的长方形藏纸正背面,采用回鹘蒙古文体书写,竹笔抄录。虽然语句有所不同,但散发着《蒙古秘史》的味道。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乌力吉巴雅尔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尽管从事整编、研究《蒙古秘史》的工作已经延续了数百年,但是仍有很多谜底尚未得到科学阐释。譬如其作者为何人,起先是以什么文字撰述的,是否有蒙古文本在民间流传等等,均不得而知,也因此,《蒙古秘史》的吸引度依然没有减退。至于该《蒙古秘史》民间抄本,从其所使语言文字特征和语法风格等多方因素综合考虑,初步判断其底本形成时间大致在13世纪后半叶后至16世纪后半叶之前的这一时间里。倘若此判断成立,这一属于早期回鹘式蒙古文抄本的被发现,除了击破《蒙古秘史》蒙古文抄本信息长期沉寂的局面之外,与此同时还会产生震惊蒙古学界的轰动效应。尽管这些手抄文献的散叶及其文字内容其实很早就有学者进行过辨别、注释、评论和研究。但是萨仁高娃博士收集、整理、注解的这篇专著,对该文献较多篇幅的发现及内容的深入研究都远远超过了前几年的研究。”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从事文献研究对于普通人是一种难以胜任的繁重工作,而萨仁高娃却以超乎想象的毅力和满腔热情投身于此研究。她对记者说:“不是说大话,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所掌握的和传承的东西都来源于文献遗存,所以我们不能不爱文献,不得不尊重文献工作。”萨仁高娃坚守的文献事业的意义或发现《蒙古秘史》珍贵异本的价值,用她的一句话来概括再贴切不过—“每当找到并打开一部古籍,都感到好似触摸到了那个民族的文化灵魂,心里顿时充满崇敬之情,爱不释手,欣喜,自豪。”(娜仁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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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奇书的前世今生
《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原书用畏吾体蒙古文即古蒙文写成,成书地点在蒙古高原的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流域,年代大约是十三世纪,作者未知。这是一部蒙古族最古老的历史文学典籍,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元代秘而不传
这部奇书的命运充满传奇性。因为它事涉民族的天机和隐秘,在元代秘而不传,后来又因文字变化妨碍了在本民族中流传。到明清两代,虽然收入或列名于一些大型类书、丛书,但远离民间。到清中叶翻印出版时,它已经成为一部高深的学问书了。
13、14世纪,蒙古草原出现了不少围绕着成吉思汗勋业的英雄叙事诗,如《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传说》《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成功,使这个民族爆发出充分的自信,从而用秘史的形式追述自己的来源和纪录自己的精神历程。《蒙古秘史》共12卷(或15卷),282节,内容涉及蒙古民族古代游牧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时间上讲,从蒙古民族图腾、成吉思汗的远祖,一直写到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汗在位时期;从地域角度,横跨蒙古高原。全书大致从内容上分为三部分,一是成吉思汗先祖的谱系;二是成吉思汗本人一生的活动历史;三是窝阔台汗的活动历史。
出现时代与《水浒传》相前后
《蒙古秘史》因记载蒙古族勃兴初期史料和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文化精神而驰名。它吸收远古以来蒙古民族民间文化精粹,开蒙古书面文化先河,乃是研究蒙古史、元史、世界中世纪史的经典文献,充满大气磅礴的史诗气息。它以人物传奇和民族崛起为叙事主线,包容着大量社会变迁史、文化风俗史、宗教信仰史和审美精神史的资料,保存了蒙古族及中亚诸民族神话、传说、宗教信念和仪式、故事、寓言、诗歌、格言、谚语的资料。从而以几乎是百科全书的方式,成为非常值得重视的世界人类狩猎游牧文化的一座高峰。全书以成吉思汗军团艰难地崛起,并以秋风(微博)扫落叶之势统一蒙古高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为主干,描绘了成吉思汗及其部将的意志、战略和魄力。《蒙古秘史》中两位民族始祖的名字分别意为“白鹿”和“苍狼”,这鹿与狼缔婚,以奶汁哺育后代的故事,象征着这个富有野性和强悍生命力的民族,是具有喝母鹿奶汁长大的苍狼的高洁优美和坚强的品格。
此书出现的时代与汉族地区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相前后。《蒙古秘史》那种大刀阔斧的叙事结构,韵散错综的综合文体形式,本色酣畅、多用比喻、粗犷而不事雕章琢句的语言风格,都反映了一个草原狩猎游牧民族在迅速崛起时能够给文学创造增加了何等磅礴大气的力量之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称《蒙古秘史》以“独特的艺术、美学和文学传统及天才的语言,使它不仅成为蒙古文学中独一无二的著作,而且也使它理所当然地进入世界经典文学的宝库”。
现今保存版本为汉文音译本
现今保存下的《蒙古秘史》,既不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体原书,也不是古代文言文的史书,而是用汉文音译版本。其来源是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命令翰林侍讲火原洁、编修马懿赤黑二人根据当时保存在元朝宫廷中的《蒙古秘史》原本,用汉字拼写成蒙古语(即所谓“纽切其字,谐其声音”),并且在每个蒙文单词右旁附加了汉译文,又在每节之后附以汉文总译的方式进行了改造。后来,畏兀儿体蒙古文版的《蒙古秘史》神秘失踪,汉文音译的明朝版本却得以流传了下来。

《蒙古秘史》汉文音译本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相继引起了世界各国译者们的注意,先后被译为俄、德、日、法、土耳其和捷克等多种文字出版。在世界各国,有许多人对此进行精心的研究,并且写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百余年来逐渐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蒙古秘史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蒙古秘史》这份蒙古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学遗产得到了珍视,蒙汉文版的《蒙古秘史》在国内多次出版发行,专门机构一直在进行着校注合勘、还原蒙文、汉译和研究工作。本世纪以来,一些蒙古族知识分子对《蒙古秘史》进行深入研究后,又根据汉文音译本还原成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