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骏马》:蒙古族文化的一则寓言

话剧《黑骏马》是根据张承志的同名小说改编、创作而成的。今年又将汉语版《黑骏马》译制为蒙语,并深入基层巡演,取得了成功。它的成功不仅是我区蒙古语话剧艺术创作的成功,更是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文化的成功。
《黑骏马》植根于内蒙古草原深邃的历史文化,通过蒙古族青年白音宝力格的反思、忏悔、感恩,以“哥哥寻找妹妹”的古老牧歌《钢根·哈拉》(即《黑骏马》)为线索,运用黑骏马、白音宝力格、老额吉、索米娅、寡妇、其其格等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群像雕塑般地呈现了蒙古民族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气象,宣扬了蒙古民族的文化精神和美学理想。尤其是老额吉,她对小白音宝力格的接纳和养育、对小黑马驹儿的收养,以及对索米娅腹中胎儿的宽容和保护,使得老额吉成了蒙古族善良、仁爱精神的文化符号,她身上展现着草原文化爱的博大和劝善的道德力量。
作为老额吉文化生命传承者的索米娅,她是新一代“母性”精神的代言人。因为黄毛希拉,她不能和所爱的“巴帕”结合、生活,让她一切的“幸福”化为泡影,但她对与黄毛希拉的私生女其其格还是充满了母性的怜爱,甚至认为,正是这个小生命才支撑自己活了下来。她美丽善良、勤劳能干、坚韧宽容,她富于生活的勇气和豁达的情怀,她对苦难默默接受、对人生勇敢承担,她保持心灵的高贵圣洁,所有这些都集合成一种动人心魄的“母性”光辉,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
关于小说《黑骏马》,作者张承志曾承认:“它不是爱情题材小说—我希望它描写的是在北国,在底层,一些平凡的女性的人生。(张承志《牧人笔记》)”而女性在游牧民族中,“靠着血的生殖和糠菜洋芋的乳水”,“不断制造着一个最强悍自尊的民族。(张承志《绿风土》)”《黑骏马》继承并成功演绎了这平凡而伟大的蒙古族女性,并将她们当成这一古老民族的精神象征给予阐释和伸张。因而,这种用文化的道德感来完成人格塑造,用伦理精神来结构戏剧冲突,用涕泪沾巾的场面来设计叙事高潮的艺术用心,使《黑骏马》成了承载草原文化的“有意味”的载体。所以,它不仅是艺术,更像是蒙古民族文化的一则寓言。
《黑骏马》富于艺术创造力。创作者深知:对于观众来讲,话剧艺术重要的不只是讲述故事,而是传递故事中积淀的生命情热,是与处在现实生活中的他们自己的生命体验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实现这一艺术目的,《黑骏马》使用很多艺术手段,如陌生化叙事,对结构匠心安排、叙述视角不断转化,尽可能使观众“体验陌生,发现共鸣”(尹鸿《镜像阅读》)。
切进式叙事结构。结构主义学者皮亚杰认为:“一个结构包括三个特性:整体性、转化性和自身调整性。”《黑骏马》的叙事结构,完美地呈现了这三个特征。整体来看,故事情节按照一个“回归—寻找”的感情线索推进,白音宝力格的回归就是为了寻找已经离开9年的爱人,从相思、相忆、相遇到离开,线索清晰,脉络完整。但是如果用单线条演绎,从情节推进的角度来看是乏味的,甚至是贬值的,因为小说《黑骏马》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这正是戏剧表现的最大困难,没有情节的冲突,就没有戏剧的起伏,也就没有看点,抓不住观众。所以,创作者采取了切进式叙事结构,将完整的故事切成小块。成长中快乐的时光、黄毛希拉对那份纯真爱情的破坏、老额吉的去世和其其格的出生以及索米娅趟过“那条河”,每一个情节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同时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让观众在期待中悲伤欢喜焦灼叹息,与主人公命运遭际启承转合步调一致。
创作者并不止于用这种“感人”的勾画与营造来吸引观众,而是有意识地将情节的顺序打乱,通过倒叙、插叙的方式,把一个简单故事复杂化,使剧情产生起伏、波动。创作者在培育看点的时候,给观众留有丰富的空白。在表现故事的起伏中,又努力制造着一种陌生化,引起观众的审美期待和人性思考。故事从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快乐的童年开始,无忧无虑地嬉戏、黑骏马的诞生、青春期爱情的萌发,故事在“欢快”的氛围中一步步展开。然而欢快中,却插入了黄毛希拉的“谶语”—“草原上狼很多”,埋下了这段纯真爱情破灭的种子。同时,沿着回忆的线索,又插入很多沉吟式的独白,如对趟过那条河的女人命运的质问、“天葬坑”中对老额吉逝去的痛苦回忆以及对自己错误的忏悔和沉痛批判等。倒叙中讲述的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插叙里是主人公对人生的“哲性”反思,创作者通过现实与回忆两条线索交织地呈现出一个草原女性的命运。
不断转换的叙事视角。显然,白音宝力格主要是一个线索人物,剧作通过他的视角推进了叙事进程、制造了戏剧张力。以白音宝力格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来讲述故事、塑造人物、深化主题,这种被称作“限知视角”的形式,其实也可以做到全知的,申丹在《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就将此叙事视角划分为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视角和第一人称“经验性”叙事视角,认为前者可以是全知式的,后者是限知式的。如按照这种理论来观照(当然,30多年前的张承志是不可能按照申丹的理论写作的),白音宝力格—这位走出草原的草原之子对草原文化的寻根之旅就是在“回顾性”叙事视角和“经验性”叙事视角的交替转换中实现的。
如对于剧作真正的主人公—索米娅的叙写,就是在视角转换的叙事策略中完成的。索米娅童年景象,采取的是白音宝力格童年—儿童视角来刻画,以此表现少女时代的索米娅美丽善良、纯洁美好。成年后的索米娅,则转换成旁观视角,通过第三人达瓦仓、其其格等人之口的转述表现出来。待到“我”见到阔别9年、日思夜想的索米娅,作品的视角再次发生转换,将“我”的观察和索米娅自我言行结合起来,最后“我”感叹道:“那个梳着羊犄角小辫和我同骑一牛的小女孩,那个紧束着腰带朝我奔来的少女,那个红霞中的姑娘,还有那个赶车人泥屋里的主妇,都闪电般地从我眼前掠过,我似乎已经从中辨出一道轨迹,看到一个震撼人心的人生和人性的故事。”由此索米娅作为新一代“母性”的形象鲜活地矗立在观众的心中。就在这一过程中,白音宝力格完成了心灵的救赎,草原文化的正面价值也获得了充分肯定。

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指出: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应该“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如以此来比照《黑骏马》,亦足以看出其非凡的艺术志向。在当下大众文艺以无厘头追求快乐为原则的语境下,《黑骏马》的创作者不仅把自己视为艺术家,更将自己当作文化的守望人,以一种担当和良心,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传承、弘扬民族文化的正能量,宣扬《黑骏马》所承载的优秀的蒙古民族文化。不管他们的目的实现了多少,这艺术行为本身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