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草原文化的底蕴、内涵和创新

略论草原文化的底蕴、内涵和创新

内容提要:所谓草原文化,这里主要是指在中国北方草原所发生和发展的文化;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发挥过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也在参与构筑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和整体形象的过程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究竟怎样科学认识草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合理开掘草原文化的丰富内涵,积极进行草原文化的文化创新,是我们大力开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命题。

关键词:草原文化 底蕴内涵 创新

所谓草原文化,这里主要是指在中国北方草原所发生和发展的文化;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发挥过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参与构筑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和整体形象的过程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究竟怎样科学认识草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合理开掘草原文化的丰富内涵,积极进行草原文化的文化创新,可以说,是我们进一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开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

一、绵长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中国北方草原是草原民族早期活动的摇篮

就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市东北33公里的大窑村,考古工作者成功地发掘出一个完整的高达15米被称为“无字天书”的地层剖面,这就是迄今所发现的国内外规模最大的旧石器时代初期与“北京人”同属地质年代中更新世的大窑石器制造场。大窑文化大量出土的石球和龟背形刮削器是大窑石器制造场最典型的器形,前者可以打击野兽,后者可以剥离兽皮和刮下兽肉,无不使人想见直立人最初的狩猎情景。大窑文化上承丁村文化,下接鹅毛口文化,充分显示了三者属于同一个文化发展系统,尤其填补了其间的时代空白。与“河套人”即最终命名为萨拉乌苏文化的“新人”化石伴出的尚有大量哺乳类动物、啮齿类动物和鸟类化石,碳屑中显然被人力所击碎的有羚羊、披毛犀、野马、野牛、鹿、骆驼、驼鸟的肢骨和角,这些动物及其肢骨和角都极有可能是“河套人”的猎物。萨拉乌素文化发现的细石器,无论石器类别的相近还是石器形制的相似,皆同出一源,即“北京人”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地处内蒙古赤峰市东南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则是一种以草原定居农业为主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陶器均为手制的夹砂陶,器形简单,器质疏松,陶色多为灰褐、黄褐,体现了鲜明的原初性。临近兴隆洼略晚千年左右的赵宝沟文化又别具一格,精美的压印有神秘动物纹饰的磨光夹砂尊形器特别是压印有猪龙、飞鹿、神鸟三种灵物图像的尊形器,堪称新石器早期文化之一绝。而兴隆洼、赵宝沟陶器上的之字纹,比之裴李岗、磁山陶器上的篦点之字纹,不难看出其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迄今所见中国陶器文化中最早的线形之字纹。同在赤峰市发现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乃是又一种草原农耕经济而且比较发达的新石器中期文化,制陶的造型、工艺和彩绘颇具地方色彩,但又明显与仰韶和马家窑出土的彩陶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草原与中原双重共存、互为影响、并行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文化遗存。红山文化最为著名的发现,是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乡发掘的一件通体高度只有26厘米的墨绿色玉龙和牛河梁女神庙、祭坛、积石冢三位一体的大型遗址群,尤其是后者有学者认为“其价值将不亚于秦始皇兵马俑”。和红山文化关系极为密切的富河文化,发现了仅有灼而无钻、凿的卜骨,其断代也早于仰韶和龙山出土的卜骨,成为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卜骨,为探讨古代占卜的起源指示了新的地域和方位;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则发现陶器周身刻满既先进于仰韶、龙山、马家窑、良诸陶器上孤立的符号,又不同于大汶口陶器上的文字图画,可能是最接近于像形文字的原始文字符号,似乎为我国汉字的最终定型和规范预告了某种初创的先声。尔后,发现于赤峰市夏家店遗址的分布极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其陶器表明它与红山文化有较密切的传承关系,也受到龙山文化的深刻影响,其陶器又表明草原先民和中原先民一样,这时已先后开始掌握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是我国早期青铜文化的重要一支。而分布更广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或可称之为一个典型的草原青铜世界。在已发掘的数百处遗址中,仅在南山根 101号墓葬出土青铜容器、礼器、武器、车马器以及铜镜和各式牌饰就达五百余件,竟比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安阳殷墟大墓妇好墓一墓所出青铜器二百余件,多出三百多件。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具有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但也有不少形神逼真的中原传统礼器,同样反映了草原民族模仿中原礼俗的鲜明倾向。正如以大口、朱开沟遗址为代表的分布也很广泛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尽管其文化类型属于中原龙山和夏商文化的范围,它所出土的青铜鼎、爵、戈相似或等同于商的青铜鼎、爵、戈,但它的青铜短剑和刀虽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短剑和刀不尽相同,却也完全保持了中国北方草原独有的显著文化特征。在我国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之际,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其范围之广,东跨辽海,南及殷墟、渭河和黄河流域,北至南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湖和蒙古,西越吉尔吉斯草原、鄂毕河中游直达黑海,影响远及中外。

(二)中国北方草原是草原民族创造历史的广阔舞台

秦汉以降,匈奴第一代单于头曼的驻牧中心五原郡“头曼城”,即在今内蒙古河套与阴山一带。秦末至汉初,头曼之子冒顿统一“引弓之民”,建立起一个南越河套与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尽辽海、西逾葱岭的空前强大的帝国。这是草原民族在中国北方草原所建立的第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奴隶制政权,它结束了我国北方有史以来一直存在的数百个民族和部落长期互不统属的局面,客观上为后来统一于两汉大一统中央封建王朝准备了基础和条件。魏晋以来,与乌桓同出东胡的鲜卑,继匈奴之后逐渐成为中国北方草原最强大的民族。从魏道武帝拓拔贵珪入主中原,到魏孝文帝拓拔宏迁都洛阳,拓拔鲜卑不但结束了我国北方南北朝之前一百余年的历代纷争,而且作为与南朝并立的北朝,为隋唐大一统中央封建王朝的建立创造了基础和条件。隋唐一统之际,同出铁勒的突厥与回纥,相继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并先后建立了其势甚至超过匈奴、鲜卑的强大汗国。由于隋唐特别是大唐开放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长期赢得草原民族的尊敬和欢迎,各族君长一度都共同拥戴唐太宗为他们的“天可汗”。东突厥归附大唐之后,与东突厥并称的西突厥,虽远在隋初便远走西域并远徙中亚,但至唐文宗时也归中国。回纥则与大唐始终保持了最友好的关系,在回纥的所有可汗中,都一直明确把大唐奉为自己的中央王朝。最能够说明这种友好关系的,莫过于回纥助唐收复“两京”,平定“安史之乱”。宋辽金时期,契丹、党项和女真连续勃兴,与宋鼎足而立长达一个多世纪,直至蒙古登上历史舞台。而有元一代,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隋唐之后的又一个封建大一统时代,也是中国北方草原所有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民族空前融合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形成和发展的时代。

(三)中国北方草原是南北以及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绿色走廊

战国初年,赵国还只是刚刚分晋的三家诸侯之一,在“战国七雄”中并不为雄而是处于较弱的地位。“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赵武灵王紧步魏、楚、秦之后提出又一个更为深刻而激进的变革主张。在他下令全国改穿胡服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亲自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彻底改变了中原过去以兵车和步兵为主的部队兵种及车战与步战的传统战法。赵国不仅从此不再惧怕魏和周围其他强国的侵略,而且开疆千里直抵阴山南麓,成为真正的战国七雄之一。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既为中原民族主动学习草原民族开了先河,也是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作出的独特贡献。魏晋之后,拓拔鲜卑建立了第一个由草原民族统治的中原封建政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北魏王朝。北魏王朝早期和中期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汉族士人,尤其重视学习和吸收中原文化,更为倾心仿制和推行历代中央封建王朝及其君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拓拔鲜卑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迅速过渡,并进一步完成了北魏王朝由部落联盟奴隶制向中央集权封建制的根本转化。所有这些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对拓拔鲜卑贵族在中原进行长期统治,一再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改善和增进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无不具有积极意义。至于西汉中期,呼韩邪“和亲”与汉宣帝“册封”,更是草原民族通过“和亲”自觉接受中原中央封建王朝“册封”的最好表征。事实上,终呼韩邪一世并延及其子孙,匈奴和汉朝都极为亲和友好。作为一种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和平的重要的政治解决方式,“和亲”与“册封”在它形成之前确实经历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发展过程,但它的行为和效果却积极而有力,不愧是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的一个独特创造;在它实现以后,“和亲”与“册封”又长期行之有汉一代而其影响远及隋唐,可见其方式和价值历久而弥新。在草原与中原之间,战争之外更多地还是通贡与互市。仅从突厥与回纥之马大量涌入给唐朝贡市形成的巨大冲击和压力来看,已经说明隋唐时代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经济和中原的农耕经济一样,又获得空前的发展;再由唐朝贡市大量流往中国北方草原以及西域和中亚的马绢与缯帛观之,足证当时它对加强和扩大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乃至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的推动作用。

二、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

(一)变异文字是草原民族的显著特征

与中原民族一脉相承的汉语言文字不同,草原民族语言文字同属阿尔泰语系分属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的有鲜卑文、突厥文、回纥文、契丹文、女真文和蒙古文。《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毋文书”,但也说“以言语为约束”。《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说:“主断狱法,当决轻重,口白单于。” 可见匈奴当时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主要使用的还是属于本族的语言。《魏书·帝纪序纪》说,拓拔鲜卑其先“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并未说后来何时创制文字,但有鲜卑文当毋庸置疑。《隋书·经籍志》说“以夷语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这里的“夷语”和“国语”即是鲜卑文。《隋书· 突厥传》说,突厥“无文字”,《周书·突厥传》又说“其书字类胡”,实际上在说突厥有文字。突厥文是继鲜卑文又为突厥所创造的一种新文字。回纥一直使用的是突厥文、汉文和粟特文,但回纥逐渐通过拼写粟特文字母发现了文字规律,进而采用粟特文创造了自己的回纥文。契丹文分为契丹大、小字,在辽代也曾经是一种通行的文字,与其并行的是汉文和突厥文。契丹大字是直接借助汉字字形增删而成,契丹小字则受回鹘“言与书”的影响而制。与契丹相似,女真在金代通用的是契丹文和汉文,同时又根据契丹文和汉文创制了本族的女真文,其创制形式也分为大、小字。女真贵族统治集团,为了便于学习和利用汉族儒家经典,曾用这些女真大、小字译制“《孝经》千部”,并设译经所翻译了诸如“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等大量汉文经史。由此可见,女真文在金代虽与汉文和契丹文一样并行于世,但已是一种被本族更为广泛使用的文字,对女真社会接受中原文化起了相当普遍的交流与教化作用。而成吉思汗时所创制的用来记录“牙撒”、“青册”并与各国各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畏吾体蒙古文和忽必烈时所创制的“译写一切文字”的八思巴文,相较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等五种草原民族语言文字,也许除突厥语外,是最为复杂的一种语言现象;同时,除突厥语外,蒙古语言文字也是目前仍在广泛流行和使用并还在发展与变化的语言文字。

(二)宗教哲学是草原民族的思想载体

随着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并逐步过渡到奴隶制社会,草原先民在“穹庐”、“盖天”和“天圆地方”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天视为自然界的阳性根源和永生不灭的灵体,从而形成了人为化的宇宙观念“腾格里(天)”。恩格斯说:“没有统一的君主就没有统一的神”,于是,“腾格里(天)”被萨满教为适应草原统治者的需要而塑造成主宰一切的主神和至上神。到了“星天翻转,诸国征战”的成吉思汗时代,这种历来为草原统治者用来竭力渲染和美化自己的“腾格里 (天)”,面对不停运动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也就只好让位于具有无神论特征和人本意义的“天力论”。如果说,成吉思汗的“天力论”的口号和行为改变了“腾格里(天)”中天人的对位,从而使“天人合一”成为人本思想的萌芽;那么,忽必烈的“应天至诚”观的提出和实践则摆脱了萨满教义天命观的禁锢,从而以“至诚”对应“天意”即“道协天人”,便成为一种人本哲学。这种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核心同时带有强烈无神论气息和色彩的政治理论主张,其要义就在于,既然人和人的智慧可以认识、掌握和运用事物的客观规律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所谓“天”也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对付的东西。尽管后来元朝灭亡乃及明朝,藏传佛教格鲁派喇嘛教因为得到蒙古封建领主俺答汗的推崇而在蒙古上层和下层社会广泛传播,它所宣扬的“天、佛、汗合一说”,也最终取代了“天力论”和“应天至诚”观,但在蒙古民族以及整个草原民族的思想史上,成吉思汗的“天力论”和忽必烈的“应天至诚”观还是放射出独特的光芒。马克思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可以认为,所有草原民族的哲学基本上是一种“宗教形式中”的哲学,但它还是“形成”为一种哲学。

(三)天文历算是草原民族的认知科学

从匈奴到蒙古,中国北方草原上的许多草原民族,除了奉“天”为最高神,也把天上的太阳、月亮和星星视为“诸神”。西汉以前,“正朔不加”胡越;呼韩邪“和亲”以后,匈奴率先开始接受中原历法。这种关于探索空间形式和时间序列的“天学”,直到“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代,在中原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发明和创造之后,才在草原民族中获得较广的传播、较多的使用和较大的进步。是时,先后接受中原历法并进行天文观测的就有“十六国”中的十四国。匈奴的前赵首造“浑仪”又设“土圭”,羯胡的后赵并建天文历法机构和天文台;卢水胡的北凉利用汉族知识分子赵匪为其制定《元史历》,突破十九年七润的旧润法,提出六百年二十一润的新润周;鲜卑的北齐一个叫张子信的民间天文学家,发现了太阳和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现象,结论是“日月交道,有表里疾迟”。拓拔鲜卑的北魏不仅新造了铁浑仪,而且在铁浑仪的底座上安装了更为先进的水准“十字水趺”。契丹人的天文、术数知识常常不限于草原与中原,中亚传来的有关天文学问也为他们所熟悉。在已经发掘的不止一座辽墓中,都发现有彩绘天文图和黄道十二宫形象图,似乎兼有中国、中亚和西方天文学的缩影。成吉思汗的崛起和元朝的统一,促使蒙古民族的天文历法进程也在不断发生重大改变。“博极群书”的耶律楚材根据随成吉思汗西征时所获西域历法编修了《西征庚午元历》,在书中首创中国的“时差”理论即后来为欧洲人提出的“地理经度”概念。天才的郭守敬、王恂等人根据忽必烈在元大都所建大都天文台所获得的大量天文资料,编制了中国古代最先进的一部历法《授时历》,其中回归年长度定为365.2455日,与理论值只差23秒,从而创造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体系前所未有的奇迹。毕达哥拉斯说:“万物都是数”。中国自春秋起开始用“筹”作为计算工具,而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这种“算筹”到北魏时就有“胡人”装以“算囊”佩之腰间。魏人刘徽为东汉初的数学经典《九章算术》作注不久,鲜卑和柔然人便有能者很快学会了使用和计算。迟至元朝,经过成吉思汗三次西征,大批回回数学特别是象欧几里德《几何原本》这样的古希腊数学名著的阿拉伯文译本由中亚学者扎马鲁丁带到中国,极大地激活了中国数学。延及清代,蒙古族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明安图以其非凡的劳动和超人的毅力,积三十年之功,在他所参与编撰的大清《律历渊源》中“数理精蕴”连比例的基础上又创造了“割圆密率捷法”,在中国那时还没有微积分概念的情况下,居然证明了法国传教士杜德美带到中国的由西方数学家格列高里提出的三个著名的数学公式的正确性;同时,又发现了六个数学新公式,一并予以证明,因而把中国数学推向又一个高峰。

(四)石窟寺庙是草原民族的精神建构

佛教真正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明帝之时,到了南北朝因南北统治者的需要和提倡,其势开始大盛。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无不大兴广建佛教庙宇之风。北魏到魏世宗拓拔恪时,已是“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七所”;终魏一代,僧尼不下二百万人,“其寺三万有余”,可谓盛极一时。北魏不仅建寺,而且开窟,这是中国佛教建筑艺术和草原文化的一大创造!始于北魏及于元明,所开石窟最著者计有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响堂山石窟、须弥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莫高窟和榆林窟等数十座大型石窟群。特别是并称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的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和莫高窟,其开张之宏阔、气魄之雄伟、雕凿之精严,造型之逼真以及窟中成千上万的佛像和成群裳卷带逸的飞天,堪为当时与后世的今古奇观。“佛道流通”入辽,流风又起变化,不甘因袭的契丹人大造其塔,诸如万部华严经塔、佛宫寺释伽塔、天宁寺塔、崇兴寺双塔、辽阳白塔和大明塔,都是继唐塔大、小雁塔之余绪而卓然再造的众多辽塔中的上乘之作,今日高耸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的白塔,即为建于辽圣宗时丰州故城的最高建筑万部华严经塔。有清一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喇嘛教,因为又得到像康熙、雍正和乾隆等满清统治者的信奉和支持,不仅其教大兴,连佛教建筑风格也再次为之一变,大建喇嘛寺庙。据有关资料显示,前后200年间,在清政府的大力扶植和直接资助下,中国北方草原相继建起喇嘛庙一千二百余座,许多著名喇嘛寺庙都有清朝皇帝亲赐的寺名与匾额。像最早皇太极下诏在呼和浩特以明代“弘兹寺”为基础而进行扩建的无量寺,因康熙率百官会盟多伦诺尔而敕建的汇宗寺,占地300余亩,尽有屋宇2100余间,并素以经学著名于世的五当召、住持喇嘛在极盛期多达1700余名的百灵庙、号称 “塞外拉萨”的锡拉木林庙以及新巴尔虎旗的甘珠尔庙、阿巴嘎左旗的贝子庙、苏尼特左旗的查干敖包庙,都曾闻名于全蒙古。

(五)音乐歌舞是草原民族的心灵祈求

“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中原民族如此,草原民族更是如此,其音乐歌舞直接来自于他们的生存和斗争,对自然、动物和人的斗争。匈奴人的“胡吹”又称“鼓吹”,“鼓吹”又有“横吹”。“鼓吹”以箫笳联奏奏之道路或朝会;“横吹”则为马上之乐,鼓角争鸣,吹于军中阵前。南匈奴呼韩邪“和亲”三次入朝,汉帝除赐冠带衣裳、金玺紫绶,还赐竽、瑟、箜篌;后及东汉,北匈奴也求“和亲”并请再赐中原乐器,可见匈奴是一个多么喜爱音乐的民族。在匈奴大部内附或西迁之后,其卢水胡一支所建的北凉,还将西域的《龟兹乐》融入泰汉音乐,创造了珠联璧合的名乐《秦汉伎》。鲜卑继匈奴而起,其马上之乐更是继匈奴的胡笳而又达到了新的境地。魏太武帝率拓拔焘西平北凉顺便带回了原来称为《秦汉伎》的《西凉乐》,并利用鲜卑民歌曲调重新填词,创作了自己的《北歌》一百五十章。拓拔鲜卑除沿袭汉制,搜集、整理了大量南北古乐并创制大型宫廷乐曲,还利用倡乐和俳优大兴传播宗教教义的宗教乐舞。“梵唱屠音,连檐接响”,这种盛况空前的娱佛场面不仅出现在成千上万的佛寺之中,同时集中折射在大批石窟艺术之中。契丹人不仅造塔有术,而且能歌善舞。“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饶歌、横吹乐”,而其舞又可在契丹人的绘画或出土的辽代石棺雕刻和画像石上看到有莽势舞、反弹琵琶舞、假面舞和剑舞等。女真继契丹之后,也创造了不同凡响的音乐歌舞,一首流传北宋京师的《王秦蓬蓬歌》,“人无不闻其音而效之者”。他们的宫廷祭祀乐舞,可谓创造了中国北方草原最早的大型声乐、器乐套曲联奏并伴以舞蹈的综合艺术。他们还在充分吸收宋辽乐舞形式与精神的同时,创造了中国古代音乐歌舞的新门类和新品种,即金杂剧、诸宫调和连厢词。素负盛名的蒙古族歌舞和元曲,是历代草原民族歌舞与戏曲的集大成者。元在典礼祭礼时所用的宫廷雅乐名为《大安之乐》,并有专门表现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文治武功的文、武二舞。元曲则是由金杂剧和诸宫调以及吸取我国北方各类音乐歌舞和各种乡谣俚曲发展而来,一出现就显示了她强大的生命力。蒙古族的民间歌舞更是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蒙古之庆典,则舞蹈筵宴以庆也。即至忽图剌为合罕,于豁尔豁纳川,绕蓬松茂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矣。”那低回柔和的马头琴和宽广辽远的长调,还有那些热爱草原、怀念母亲、思想亲人的歌儿,是草原民族和人民生命与心灵的真正倾诉!

三、势在必行的文化创新

(一)在机遇与挑战中创新

当人类文明的曙光经由采集、渔猎、游牧、农耕、工业以及后工业社会的沧海桑田出现在21世纪的时候,一个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时代仿佛浪潮席卷而来。“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而这个时代的所有丰富性和复杂性,除了预言家们的种种预测,它所包含的最大的变数,也许正是许多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和平的竞争与合作,有希望赶上甚至超越某些发达国家;它所启示的最深刻的含义,或者就是那些既有传统文化底蕴又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在文明的冲突与对话中获益并胜出,最终岿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当然同样意味着巨大的挑战。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中华文化素以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而著称,曾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面对东西方文化都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浪潮冲击下重新整合与建构的大趋势,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那样,“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以新的社会内容和新的时代精神充实并增强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活力、吸引力和凝聚力,是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机遇与挑战中开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应当肩负的一项崇高而光荣的使命。

(二)在批判与继承中创新

我们知道,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是灿烂的、卓越的;但我们也应看到,它又毕竟是古老的、传统的。而且,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华文化和对在参与构筑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和整体形象过程中占有历史地位的草原文化,进行一番认真细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清理,消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现代性的精华,在批判与继承中开展积极的文化创新。就传统文化而言,批判是一种全方位的辨识、排除和确定,通过辨识哪些是优秀的,哪些是腐朽的,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落后的,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借以排除其腐朽、落后和消极的一面,进而确定其优秀、进步和积极的部分。继承则是一种立体化的延伸、传播和弘扬,通过延伸那些优秀、进步和积极的东西,借以传播其绵长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独特的内涵,进而弘扬其不朽的传统价值和理性的时代精神。譬如,草原民族在长期的“逐水草而迁徙”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心理与行为的积淀中所形成的原初特征、开放特征、征服特征、兼容特征、自然生态特征,是如此鲜明地同构了草原文化的精髓和特质,并充分显示出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也是中华文化特别重要的一支源头活水。我们的文化创新,就是要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开掘和疏浚其文化源流,有效重铸和升华其内在特质,最终将其培育为一种可以而且能够为开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焕发能量与光彩的不竭精神动力。

(三)在学习与借鉴中创新

诚然,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堪称东方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而西方文化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同样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之一。同时,由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和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里尤其需要我们具备博大的胸襟、现代的思维和世界的眼光,在学习所有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科学观念、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借鉴他们的优秀文化成果,以便在更大的国际空间里和更宽的民族视野中掌握文化创新的主动权。就西方文化而言,学习应该是一种革命性的认识、寻求和探索,认识对象的形式和特征,以启发我们的灵感和想象;寻求涵盖的本质和价值,以丰富我们的观念和思想;探索其中的旨归与意义,以促使我们在对象的精神建构中找到文化创新的参照系。借鉴却必须是一种创造性的选择、扬弃和“拿来”,择其优而祛其弊,扬其长而弃其短,真正“拿来”既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和目标相一致,又与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相协调的足以为我所用的典范性的东西来。譬如,草原民族曾经在频繁的南北和中西交流中,除了战争,还一再体现在政治上的“和亲”、经济上的“互市”以及文化与宗教方面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都在一定意义上阐释了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的草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今天的文化创新,就是要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坐标,以西方文化和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为参照,主动瞄准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契合点,把自己推向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

(四)在开发与保护中创新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正在日益改变着文化固有的功能、作用及其形象。文化已经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也不只是复杂的历史现象,更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种泛指一般知识与学问的文化,而早就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与经济相交融、与政治相互动的一体化的产物了。特别是当今信息社会愈演愈烈的数字化和网络化,不仅把文化演变为一种可称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新观念,而且催生为一种可事文化生产、文化经营和文化服务的新产业;文化也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软实力,而且成为其参与国际竞争的硬实力。这就是说,文化既是精神的文化,又是经济的文化,更是政治的文化。因此,在开发文化的过程中保护文化,在保护文化的前提下开发文化,是文化创新必须格外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简而言之,开发文化是为了提升、展示和利用文化,而提升、展示和利用文化,恰恰是对文化最好的保护,即保护文化及其资源的原创性和连续性。保护文化是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文化,而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文化,实际上是对文化更好的开发,即开发文化及其资源的现代性和世界性。譬如,草原民族在与中原民族不断融合并受中原文化深刻影响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在军事、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有许多惊世骇俗的创举,而且在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天文历算、石窟寺庙、音乐歌舞等精神领域也有不胜枚举的独特创造。所有这些创举和创造,又几乎无一不在表明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一致性和在整个世界文化系统中的特殊性。所谓文化创新,就是要在保护中充分开发我们的一致性,即打出深深铭刻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和现实创造新鲜印记的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文化品牌来,积极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在开发中全力再造我们的特殊性,即高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并以其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尽快抢占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制高点。

(五)在实践与发展中创新

开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项宏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提出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时代要求,顺利完成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所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发展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文化,在发展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进行文化创新的一条必由之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实践文化就得不到发展。“三个代表”是三者相与联系、相与促进的辩证关系,人民群众不仅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实践主体,也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实践主体;而发展先进文化和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实践,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包括实现它们的文化利益。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文化就无法创新。“三个文明”是一个互为表里、互为目的的有机整体,发展精神文明离不开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创新,发展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也离不开精神文明创新;而精神文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先进文化的创新。所以,无论是弘扬和发展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文化,还是开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只有我们正确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严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要求,积极投身到“三个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并不断总结来自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认真倾听和汲取其中的智慧与真谛,创造真正属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和无愧于现代化的世界的未来的文化才会成为一种可能。

德力格尔语言培训学校《汉语授课蒙古语培训班》招生通知

很多社会群体,如不懂母语的蒙古族群众、其他民族群众、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蒙古学专业博硕士生等都想学习提高蒙古语水平,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培训班和学习环境,大家都为此苦恼而多时了。我们德力格尔语言培训学校为蒙古语学习爱好者提供方便,将举办《汉语授课蒙古语培训班》(零起点班),面向全国招生,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本期《汉语授课蒙古语培训班》(零起点班),于2006年11月20/21日开课。计划开设甲乙两个班,甲班白日上课,即每周一、三、五上午8:30—11:30(每次3学时);乙班晚上上课,即每周二、四、六7:00—10:00(每次3学时)。培训期为2006.11月20—2007年2月10日。

学习内容: 中国现行蒙古文字母、国际音标、蒙古语书面语和蒙古语会话入门

学习目标: 帮助初学者蒙古语入门,达到自学能力;加强有一定基础者的蒙古语使用能力

学费:350元(含教材费)

讲课教师:聘用讲课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蒙古语专业教授

讲课地点:今日英语培训学校(九州大厦对面,位于呼和浩特市中心)

报名时间:20061028—1121

联系方式:13019501416(手机) 4992561(办) 2211672(宅)

email : bdelger@163.com

也可以在蒙古学信息网上留言: www.surag.net

注:外地学生食宿自理。

2006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