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古族书法大师康里子山,

元代蒙古族书法大师康里子山

高贵,飘逸,俊秀。
——康里子山,我在倾听他的声音,仰望他的清辉。
出身显赫。祖父燕真,幼时由拖雷妃唆鲁禾帖尼鞠养,后来成为忽必烈的心腹。蒙哥与忽必烈有隙,燕真曾劝忽必烈南征,以缓和他们兄弟间的矛盾。蒙哥崩殂之后,阿里不哥争位,燕真统率忽必烈留部,护送忽必烈的妻子南徙,功劳很大。父亲不忽木(1255—1300),一名时用,字用臣,自号静得,是燕真次子,幼年就读于国子学,至元十四(1277)年,任利用少监。十五年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十九年,升任提刑按察使。二十一年,参议中书省事,不拜。二十二年,擢为吏部尚书。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书,九月,转刑部尚书。二十四年,称病免职。二十七年,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二十八年五月,为中书平章政事。至元三十一年,出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将行,留为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重事,成宗元贞二年(1296)三月,复拜该职。大德二年(1298),特命为行御史中丞。三年兼领侍仪司事。四年卒,享年四十六岁。不忽木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陈垣先生称之为“纯儒”,他廉正守职,执法公允;不畏权臣,敢于直谏;反对聚敛,体恤百姓,在当时深孚众望。

少年得志.康里子山一生在朝为官,历仕秘书监丞、集贤直学士、奎章阁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知经筵事等,一直在皇帝身边,得以进入内府亲览皇家所藏历代名家墨迹和图书。这对于提高他的文学修养和书画造诣无疑是很有作用的。据说他一生为官正直清廉,并一直竭力倡导儒学,《元史》本传说他向皇帝进谏,说:“儒者之道,从之者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伦咸得,国家咸治;违之则人伦咸失,国家咸乱。”他自己也竭力并大力提倡学习汉文化。元朝建立后,曾建立了专门研究汉学的奎章阁和研究书画艺术的艺文监,康里子山就曾担任过奎章阁大学士。但在酷好书画的皇帝元文宗去世后,元宁宗即位,朝中的一些蒙古族大臣,因为不懂汉文化的重要性,而建议取消奎章阁和艺文监。康里子山乃上奏折,陈述设立这些机构,提倡文化教育的必要性。他说:“民有千金之产,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也?”宁宗因此接受了他的建议,才没有撤消这些结构,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从这个角度看,康里子山对元代中后期的文化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

世人评价.在元朝的90多年中,書法界曾有“南趙北康”之說,即浙江吳興的趙孟孚與康里國人康里子山。80多年前,國學大師陳垣曾發表《元西域人華化考》,據陳垣考証,康里子山官至翰林學士,風流儒雅,工正楷、行草書,筆畫遒勁,名重一時,其弟子淵,也是書法大家。當時西域書法家名聞一時的有20多人,其中以康里子山最為有名。據元人張燦、陶宗儀等人所記,當時人稱頌“南趙北康”為“二公才名蓋當世,片楮(紙)傳播如□璋。”這兩個人學習書法十分刻苦,終老不停筆。趙孟孚一日臨碑可達萬字,而康里子山可臨碑3萬字,而且未嘗以力倦而輟筆。
就书法而言,康里子山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能够不被赵孟孚所开创的书风所囿,在同样追求晋唐书法遗风的同时,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关于他的学书道路,陶宗仪《书史会要》说他“正书出虞永兴(虞世南),草书师钟太傅(钟繇)、王右军”。而何良俊说“子山书从大令(王献之)来,旁及米南宫,神韵可爱。”实际上他的学书路子要比后人说的宽一些,不会只拘泥于上述两三家。从他留下来的作品看,其中有一些是临习古帖或题跋古帖的作品,如《临十七帖》、《跋定武兰亭帖》、《跋化度寺碑》等等,也都证明了他学习古帖的广泛性。而他所创作的作品,大多都是草书,较主要的作品有《柳宗元梓人传》、《杜秋娘诗》、《自书秋夜感怀》、《谪龙说》、《颜鲁公述张旭笔法记》、《李白诗卷》、《渔父辞》、《圣安寺自书诗》等。
康里子山作品从风格上看,大体上可以分三类,第一类,以《柳宗元梓人传》为代表,这类草书是草中带行,字体偏长,用笔迅疾爽健,其风格面目决不依傍前人,也同当时赵孟孚一路的书风大相径庭。在赵氏蕴籍风雅的书法格调之外,别开一种挺拔刚健,豪爽不羁的风格,为书坛吹来一股清新之风。第二类以《李白诗卷》为代表,此类作品在草书中融入章草笔法,用笔粗细变化极明显,横和捺多用章草笔法出之,以显示字的飞动之势,且增加了书写的厚重之感。上述两种作品虽有他自己的成功之处,但都不够含蓄蕴籍,做到了中锋用笔,但少转折顿挫之情趣。他的含章草笔意的草书,或者只能说是他有意求新的一种尝试之作,尚有杂凑生硬之感。他的第三类作品,如《颜鲁公述张旭笔法记》,此类作品,不参用章草笔法,虽然行笔迅疾,但笔意较《梓人传》蕴籍丰富,点画使转有怀素之圆转于米芾之爽朗,刚健挺劲而不外露。章法上,粗笔大字与轻灵之字相映带,显现出整体布局的和谐与活泼之美。这类作品代表了他的最高水平。
从康里子山的大多数作品来看,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行笔迅疾,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一日,康里子山与他的门客,论及写字事,门客说:赵孟孚学士一日能写万字。康里子山亦颇自负地说他一日能写三万字,尚不觉得力倦。这话未免有点自诩,但他作字熟与行笔快,却是事实。但行笔太快,自然会导致线条的简单化,且点画的藏锋起笔和收笔回锋就很难做到家。看康里子山的草书有些笔画就是因为平出直入,收笔又多露锋扫刷,在加上线条少起伏顿挫之变化,因而笔画就显得不够沉着,结体也是疏朗有余而严谨不足。这是康里子山书法艺术的重要缺陷所在。《元史》称他“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有人将他与赵孟孚相提并论,称为“南赵北康”,说“国朝以书名世者,自赵魏公(赵孟 )后,便及公也。”(陶宗仪《书史会要》)

書法為中國傳統藝朮,以其為象形文字,又有真、草、隸、篆各體。據《元史》卷143康里子山的傳記所述,其筆法“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又據《中國書法家大辭典》所記,康里子山傳世墨寶稀少,只在台北故宮有几幅。
然而,隨著考古發掘的進行,位于內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草原深處的元代大貴族張應瑞墓地被發現,內有一巨碑高5.6米,上刻蒙古文3000余字,漢文2000余字,碑文書丹者為康里子山。在巨碑后一深溝中,又發現康里子山為張應瑞的剛氏夫人所書“剛氏夫人之碑”。仔細觀察,這些字深得唐人顏真卿、柳公權之精髓,氣勢雄健,雖然歷經600余年,仍然神采飛揚。經鑒定均屬于國家一級文物,這也是康里子山正楷傳世最多的碑刻。其傳世碑刻還有少林寺達摩大師碑、敕修曲阜宣聖廟碑和元大都城隍廟碑。

【康里巎巎】(1295~1345)字子山,号正斋,恕臾,又号蓬累叟。蒙古族人,一作新疆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奎章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等,卒谥文忠。与其兄康里回回同为当时名臣,世称“双璧”。工书,善真,行、草书,楷书宗师虞世南,行草学钟繇、“二王”,旁及米芾,笔画遒娟清秀,转折圆劲流畅,神韵可爱,名重一时,评者以为赵孟頫以后,以书名者便是康里子山。自言日写3万字,可见他书法上的造诣是与勤学苦练分不开的。传世书迹尚多,有《谪龙说卷》、《李白诗卷》、《述笔法意》、《秋夜感怀诗卷》等。《述笔法卷》,康里巎巎书法以圆秀胜人,此帖是其佳作之一。系节录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文。现藏故宫博物院。纵35.8厘米,横329.6厘米。计四接纸,103行。此卷末论云:“此文议论精绝,形容书法之要妙,今晓书意者莫如公。至顺四年三月五日康里巎巎为麓庵大学士书。”至顺四年,即元统元年(1333),康氏时年39岁,正值精力充沛之际。他的书法刚劲圆秀,潇洒流畅,在元代后期有着较大的影响。卷中有明项元汴、清曹溶、宋犖,及乾隆、嘉庆内府等鉴赏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