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林贝赫: 论诗的个性化

巴·布林贝赫: 论诗的个性化

“诗人的个性越是深刻有力,就越是一个诗人。”——别林斯基
我们的现实生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不管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也必将发生巨大变化。目前,我国诗歌正处在这种变化的过渡时期:原来的东西有些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新的东西还不够发达、成熟;人们对过去的经验教训虽然有所感触,有所认识,但深入的研究总结不够;对今后的发展趋势虽然有所思考,有所探讨,但看法意见各有差异(这也是很正常的)。因此,对诗歌创作和评论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以便总结经验,推动创作。我现在仅就常常引起人们猜疑和误解的一个问题——诗的个性化问题,谈一点粗浅的想法。
没有艺术个性的诗人是不成熟的诗人
诗歌是现实生活所激发的心灵的声音。它的音色和声调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如雷声隆隆,有的似流水潺潺,有的好比雄狮的怒吼,有的恰似夜莺的啼啭。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诗歌的多样性。马克思早年曾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马克思的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当时普鲁士反动当局的书报检查令提出的,但它却涉及到了一个艺术创作本身所特有的规律性问题——即艺术家的创作人性问题。作家与诗人的风格和个性是在时代的感召下,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中,特定的生活环境和创作实践里逐渐形成的。这种精神个性,反复表现在他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中。人们从“草叶”的簌簌声中感受到惠特曼的豪放,“新月”的银辉里享受到泰戈尔的幽美,“十月的诗”则放射出马雅可夫斯基个性的白热的光芒。我国古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同是一个国度,一个朝代,一个民族的诗人,但在创作上却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在蒙古族诗歌史上凡有成就的诗人,都无不显示出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尹湛纳希格律诗的严谨,伊喜旦金旺吉勒训谕诗的肃穆,莎克蒂尔讽刺诗的尖刻,他们都以各自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丰富了蒙古族诗歌和我国各民族诗歌的宝库。史实证明:在人们记忆的沙滩上遗留下来的往往是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杰作,而被刮走的却是平庸摹仿的艺术赝品。于是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艺术个性的诗人是不成熟的诗人。由于进行创作的特定条件和独特的个人感受,著名作家和诗人们的艺术个性,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摹仿性。向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学习虽然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把他们的长处完全学到手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创造性的、同社会和集体相结合的个体的精神劳动。这种精神劳动,按照它的客观规律,不仅允许而且还十分需要充分表现出劳动者本人的风格、精神状态和面貌。两个科学家发现同一条自然规律,试验的手段和途径尽管不同,但对于规律本身的结论却必须是相同的。然而两个诗人即使是根据同一个题材进行创作,但其主题思想、艺术形象、意境格调、语言节奏等等,不仅不会相同,如果都是佳作的话,反而表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艺术独创性。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情趣爱好、文化修养和创作道路,他们用自己的耳朵谛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用自己的方式获得现实的印象。能否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触角感受个别事物来反映一般本质或它的某些方面,则表现了诗人的才气和艺术地把握现实的能力。文学创作是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现象表现本质的。个别性始终是文学创作活动的出发点。因为,在艺术上共性只有通过个性才能表现得生动;本质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显现出丰富。“……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此外,作家如果满足于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照样摹仿,但是如果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摹仿,因为没有亲身验过。”歌德进一步指出:“到了描述个别特殊这个阶段,人们称为‘写作’的工作也就开始了。”个别性是同独创性紧紧连结在一起的。诗人在发现个别性中,发现自己的个性,表现个别性中又表现自己的个性。诗人“给一切以性格,给一切以生命”,给现实对象以强烈的主观色彩,把对象以个性化的形态再现出来,这就是诗歌创作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中的自然和社会便是诗人心灵的外化和对象化。诗人不但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客观世界,而且还塑造了自己的灵魂和形象。诗的个性化的过程,就是诗人的风格逐步形成和成熟的过程。
自我感受的抒发并不等于个人主义的狂叫与哀鸣
较长一般时间内,尤其是十年动乱时期,由于左倾思想、极“左”思潮的干扰、冲击,常常对文学创作片面强调思想性而忽视甚至放弃艺术性;对典型形象的塑造片面强调共性而忽视甚至诋毁个性;对作家只要求政治表态而忽视甚至抹杀艺术个性。所有这些严重破坏了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减弱了艺术的感人力量,降低了艺术在人民群众中的“信用”。同样在诗歌创作上常常把空泛的议论、响亮的口号和装腔作势的呼喊当作诗歌应有的思想性和战斗性,而把诗歌中的“自我”,个人独特的感受,富有个性特征的哲理,诗人内心世界的真实而坦率的表露等等,不加分析地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自我吹虚、自我扩张来加以批判,从而把艺术上的个性化完全与思想上的个人主义等同起来,最后致使诗歌共性多而个性少,口号多而形象少。
诗意和诗味在于它的抒情性、形象性和独创性。相比而言,诗歌的感情色彩和主观色彩比别的体裁更为明显而浓烈。尤其是抒情诗,主要还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如实描绘,而是对主观世界的尽情抒发。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在其表现方式上同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主要是如实反映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而抒情诗中的现实主义则主要是由现实生活及其矛盾冲突所激起的诗人的真情实感的迸发与倾泻。因此,诗歌中出现“自我”是合乎诗歌创作规律的正常现象。苏联无产阶级诗歌的奠基人马雅可夫斯基,在他堪称苏维埃英雄史诗的长篇著作《好》中成功地表现了“自我”,从而把“小我”与“大我”有机地、和谐地统一起来:
“大街——
是我的。
楼房——
是我的。
“我的
合作社
资金
雄厚。
生意
兴隆。
“我站在
书店的
橱窗前。
我的
名字
摆在诗歌架上。
我很高兴——
这是
我的劳动
加入我们共和国的劳动。”
如果当时苏维埃政府的某一位工作人员发表了如此的政治演说,那么,人们会认为他不是疯子就是野心家。然而,人们读了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之后,谁也没有产生过这样的误解。恰恰相反,读者都深深感觉到把十月革命亲切地称作“我的革命”的马雅可夫斯基,确实把自己的命运和诗歌同苏维埃国家和无产阶级紧紧连结在一起了。这种活生生的“自我”,便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量,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灵。这就是诗歌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我们的有些叙事诗同样回避“自我”,忌讳诗人感情的直接抒发。作者们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在那里编写故事,交待情节,描述过程,甚至讲解道理。结果,对客观事物的烦琐描述往往淹没了对内心世界的深刻开掘;乏味的叙事代了生动的抒情;灵魂的塑造让位给景物的记录。一句话,叙事诗有事而无情。然而文学史上的不少实例告诉我们,凡称得上优秀的叙事诗,大都离不开抒情格调:以抒情方式塑造人物,以抒情方式交待情节和描绘景物。如白居易的《琵琶行》、涅克拉索夫的《严寒,通红的鼻子》、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等等,都是把叙事和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直接的“自我”和间接的“自我”不时地相互交替,抒情主人公和作品人物常常难分难解,用感情的波涛驱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听任它们的摆布。假若这些叙事诗回避了“自我”,抛开了抒情,磨掉了个性,一味追求尽人皆知的“共性”,热衷于枯燥的说教,那么,它们的艺术生命力究竟能有多久?!
有一种误解,认为诗歌中的议论和哲理只能导致抽象化、公式化而影响形象化、个性化。然而诗歌中成功的哲理并不是呆板、枯燥、乏味的说教和空泛的豪言壮语,而是作者个人的创见和发现。它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诗歌中唤醒理智的哲理,是诗人自己特有的思维活动的结晶和闪光。德国19世纪著名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海涅,在他的晚年创作了一首充满哲理的短诗:
“如果有许多财物,
得到的便越来越多,
若只有很少的财物,
很少的财物也被抢夺。

但如果你一无所有,
啊,就让人家埋葬你——
因为只是有些财物的人,
才有一个生存的权力。”

海涅对德、英、法、意等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现实广泛接触后,深感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像贪婪的海洋,大鱼吞着小鱼,一些妖怪吞着另外一些妖怪,于是便把这种独特的感受用自己的方式加以概括和表现出来。这就是对黑暗有了深刻体察而对光明还怀有某些疑虑的海涅的思想,在他诗歌中哲理化的体现。
同样的真理,同样的主题,在近代蒙古族行吟诗人莎克蒂尔的诗歌中则表现为:
“冬天和春天连接在一起,
挤走了夏季:
白银和黄金堆积在一起,
淹没了真理;
诺颜和巴颜勾结在一起,
摆设了血肉的宴席。
以上两首诗,虽然都是对吃人的黑暗社会的揭露和鞭挞,但各有各的创造和特色。前一首诗体现了在明亮中蕴含辛辣的海涅的创作个性。后一首诗则表现了蒙古族民间诗人莎克蒂尔的单纯尖刻的风格,诗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蒙古民谣的排喻手法和明快的节奏。
在我国当代诗人中,郭小川的哲理诗是别具一格的。富在风趣的排比议论,层层深入的哲理概括,启迪理智的警僻语句,大胆坦露的内心活动,无不体现着他的气质,情趣和格调。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衰老,老态龙钟;
但愿我的心,还像入伍时候那样年青。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
但愿它像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在情和理的统一中,在抒情和叙事的统一中,在议论和形象的统一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战士和诗人郭小川的活生生的形象。
凡有艺术个性的诗人,即使是着重描绘客观世界而作者自我形象比较隐蔽的作品中,也不会把自己的个性完全隐藏起来: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其构思的别致,形象的生动,哲理的深沉,语言和节奏的自然流畅,甚至连标点符号的使用等等,难道不是艾青所独有的风格吗?难道这不是在生活的风浪中逆流奋游的艾青的个性吗?
不论抒情诗还是叙事诗,不论哲理诗还是景物诗,凡是成熟之作、成功之作,不能不是独创的和特别的(与人不同)。凡是有才华有成就的诗人,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不断发现、培养、形成和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它是作者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审美观点和性格气质在艺术创作上的综合和集中体现。从生活和诗歌的根本关系上讲,诗歌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从诗歌创作本身的特性来考查,它更注重心灵的震颤,感情的冲动,想象的飞翔和作者内心世界的坦露。所以,它不会是现实生活的机械的、表面的反映,而往往是曲折的、内在的表现。否定诗歌的这种特性,把艺术上的个性化当作思想上的个人主义来批判,这不仅违背了诗歌创作的特殊规律,同时也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在这里温习一下列宁的一段名言是很有益处的:“无可争辩,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辩,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凡是出现了“自我”的诗歌,都具有了艺术个性,或者认为凡是做到了个性化的诗歌必然都是引起群众共鸣的优秀诗篇。
“小我”是“大我”的浓缩
正如诗的思想性不能以诗中是否出现革命词句、政治口号、豪言壮语来衡量一样,诗的艺术性也不能只根据诗中是否出现“自我”,是否抒发了个人感受等作为评判的唯一标准。过去不少时候,我们片面理解和掌握艺术典型化原则,常常把共性和个性割裂出来、对立起来,进而否定了个性;同样把“大我”和“小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进而否定了“小我”,造成了诗的千歌一调和千人一腔。今天我们也不应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同样是违背了艺术的典型化原则的。我们主张应把忠于生活的普遍本质与忠于“自我”的独特感受有机地统一起来。一味捕捉“大我”的人便会丢掉感人的艺术个性;只热衷于“小我”的人便会忘记时代的使命。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诗人,在抒个人之情和抒人民之情的辩证统一中,在现实生活的多样性与诗人内心世界丰富性的辩证统一中,发挥诗歌的巨大鼓舞力量和美感力量。“我们典型性,就没有创作。”诗歌的典型化是以个别感受为出发点,而不是以概念、原则、路线和政策为出发点;是在自始至终追求和坚持个别性的前提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因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无可置疑,凡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诗人,既有自己不可混淆的个人风格,又通过自己的艺术个性、通过诗的个性化,体现了一定阶级的、时代的、社会的和民族的某些本质特征。如前面所提到的惠特曼,他通过自己的诗歌,甚至通过歌唱“自我”的《自己之歌》,歌颂了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美国,体现了当时民主、自由的时代特征。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高傲“自我”形象后面,却站立着千百万个苏维埃公民,在他梯式诗歌的韵律中还回响着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透过郭小川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人们感受到千百万革命战士的高尚心灵。“一个诗人越是崇高,他就越是属于他所出生的社会,他的才能的发展、倾向、甚至特点,也就越是和社会的历史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作为艺术品,诗不应当蜕变成只注重共性的“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作为“社会订货”,也不应当陷进“恶劣的个性化”的泥淖。综上所述,我们所说的诗的个性化,不能不是与人民和时代有着某些本质联系的个性化,是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着、体现着共性的个性化,是按照诗歌创作本身的规律反映现实生活的个性化。
当前一些青年诗作者,勇于探索新的表现形式,重于表现内心世界,抒发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感受,有些人已显露了诗才,程度不同地表现了正在探索和形成中的个性特色,打破了诗歌界的僵滞局面,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和思考。问题是,个人感受需要升华,个性需要典型化。诗人的感情、思绪、体验和意念的净化过程,也就是诗歌创作的典型化过程。
近几年,我国诗歌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在以诗的方式把握现实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诗歌从公式化、概念化走向了形象化、个性化。毫无疑问,诗歌在新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必将获得新的成就。在这里不妨用一句雨果的话来作结束语:
“说诗歌消亡了,这是多么大的一句蠢话!我们可以大声宣告:
诗歌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