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兽医与中兽医之间的渊源关系研究

蒙古兽医与中兽医之间的渊源关系研究

蒙古兽医药学,是蒙古民族草原游牧文化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传统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蒙古兽医药学,在数千年的漫长发展历史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包括蒙古族在内的

北方诸多民族的固有医药科技的基础上,不断地与中兽医(中医)相互交流,相互渗透,逐渐形成了现代蒙古兽医药学。

一、在原始社会我国北方兽医活动

根据内蒙古地区考古发掘于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文物古迹证实:

其一,40万年以前,居住在我国北方古人类已经开始用火。火的利用对古人类的居住条件的改善、生活方式的改进和劳动工具的改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二,3.5万年以前,“河套人”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内蒙古地区已有了家畜的直接祖先,即真马、真牛、真羊、真骆驼

等,促使我国北方原始猎牧业活动萌发。其三,约在1万年~4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北方先民们开始豢养动物,便出现了原始的家畜驯养业。其四,在生产工具方面适合猎牧业生产力需要出现了由燧石、石英、玛瑙等坚硬材料做成的各种细小石器。其中对箭头的石器制做十分精细,制出凸尾、平尾和凹尾等各种式样,器身或大或小,形状或长或短,两侧边缘聚成锋利的前锋,遍体经过精琢;柳叶状的石叶,当时充作刀用,边刃或尖端,十分锋利,可用来宰杀野牲或阉割公畜;指甲形、圆形、长圆形,以及各种不规则型的刮削石器,可能用于剥皮、解剖、剔肉去骨等外,还使用于家畜的创伤的修复、脓肿的刺破等外治方面;1963年,在内蒙古多伦县头道瓦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砭石,其长4、5厘米,呈四棱锥形,一端有锋,另一端扁平有弧刃(刃宽0.4厘米〕中身有四棱,略扁,横断面呈矩形,可容两指夹持,经鉴定,它具有切割脓疡和针刺两种性能的医用工具等。

总之,在原始社会石器时代,我国北方即内蒙古地区已经出现了针砭为医用器械的原始兽医活动,并实施了对外伤、脓肿的切割和针刺疗法。

二、古代蒙古兽医与中兽医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华民族传统兽医药学,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它具有上下数千年的光辉灿烂的历史,使祖国独具特色的医药瑰宝。数千年来,中国以汉文化(汉字)为纽带,使

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科技等诸方面进行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共同缔造和发展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同时也促使了各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的发扬和发展。然而,在这里提到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当然包括着中国传统兽医药学。

1.公元前4000~公元前221年我国北方与中原地区在兽医药方面的相互联系公元前4000年,我国北方地区已经出现了以石锄、石磨盘、石锹等工具和籽实等作为代表的原始农业;距今4000~5000年,蒙古族先民们完成了草原人民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马、牛、羊为对象的畜牧业,从草原原始狩猎业中分化出来,实行“逐

水草而迁徙”,“随畜牧而转移”的草原游牧经营方式;距今4000年或稍晚一些时期,蒙古高原地区已经有了发达的冶炼青铜技术,出现了使用青铜针具等。这些说明了距今约4000年前,我国北方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已经由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器时代,以医用青铜针具替换了细石器时代的针砭针具,在原始兽医活动,即针刺、放血、切割脓疡、剥皮、解剖、阉割等外伤科的治疗手段有了更进一步提高和完善。然而,在公元前4000~5000年的漫长的不同历史时期内,我国北方诸多民族与中原地区的夏、商、周三代以及春秋、战国的各民族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交往、相互融合,在经济文化方面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共同促进了中国古代兽医药的发展。如在公元前476~公元前221年,战国时期的古典医著《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记载,“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地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外而乳食。藏寒生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由此可见,一是“灸焫”疗法,尽管出自于《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之中,但它的起源显然在于在我国北方的蒙古高原。这说明,当时北方地区的兽医药发展与中原地区之间相去无几;二是体现着自然科学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自然科学的特殊性,就指它被人类所用,为全社会服务;所谓普遍性就指自然科学,没有

任何局限性的被全人类所享用。

2.匈奴时期与秦汉朝时期在兽医药方面的相互联系

公元前221~公元220年,我国北方地区的兽医治疗技术,在广泛应用针刺、放血、热罨、灸焫等外科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使用草药治疗疾病技术。特别是匈奴盛兴时期,使用针药结合治疗的方法发展很快。在唐代名医孙思邈(公元581年~公元682年)所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医著中,采摭选编许多民族的相当珍贵医药方剂有:匈奴露宿丸、大露素丸、治落水死方,蛮夷酒,北地(狄)太守酒、治骨正方,西州续命丸,北地(狄)八味散;采摭选编的内容有:草本(草药)、方剂、制剂及其主治、治法等诸多方面的民族医药珍贵资料。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匈奴左部休屠的太子金日磾,投奔京城长安(今西安市),汉武帝使令养马,使马养的肥壮,得到武帝的赏识,擢升为马监,迁次中驸马都尉,官至光禄大夫。直到汉昭帝(公元前86年)封金日磾为秺候。由此说明:一是,在匈奴时代北方民族应用草药防治疾病的理论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对中原地区的医药的发展无疑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在汉武帝统一北方后,参加汉政权的许多少数民族官员,都掌管了马政,因为他们具备了丰富的养马技术知识的原由,为汉代的养马业的发展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是,汉代的《相马术》,是总结了包括北方在内的前人养马知识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四是,北方的养马技术,对汉代以后的我国历代在养马科技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在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卷六,畜牧兽医专论中记载,“像金日磾这样投降了的外族[虏]残余,像卜式这样老百姓出身的人,因为养羊养马得肥,便都做到了宰相。又像公孙弘和梁鸿,都是放猪的,可是公孙弘也做到极品的大臣,个人和名誉都很好,(梁鸿)声名当时传遍了全国,往后(千)万年也受人尊敬。宁戚是喂牛出身,被(齐桓公)赏识了,马援从牧马起家。这些都是由近到远,由不出名到很出名”。由此

可见,贾思勰当时采用了北魏以前有著名的金日磾、卜式等养马、牛、羊、猪、鸡、鹅、鸭、鱼的专家的养殖技术和相马、牛术及其疾病防治等科学知识作为参考,编写而成的畜牧兽医专论。

3.北魏时期与中原地区在兽医药方面的相互联系

北魏王朝时期(公元220年~公元581年,魏晋南北朝时代),统一了北方各民族,占据中原促进了北魏时期的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并出现了古农书《齐民要术》。《齐民要术》一书是,北魏贾思勰编著的六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古代著名的农、牧、林、副、渔综合性科技专著。它系统地总结了距今1400多年以前的我国历代在农、牧、林业等的相关科技知识及其相关的饮食品和副产品加工技术知识发展成果的集锦。

《齐民要术》的序言中记载,“我(贾思勰)现在从古今书中收集了(大量)材料,又收集了许多口头传说,访问了老成有经验的人,再在实践中体验过。从耕种操作起,到制造醋与酱油等为

止,凡一切与供给农家生活资料有关的办法,没有不完全写上的。故称为《齐民要术》或称,<一般群众生活中的重要方法>”。因此,该著作的科学技术,从隋、唐以来,对我国的农牧业生产发展上起到过重要的指导作用。

4.突厥、回鹘时期与中原之间在兽医药方面的相互联系

突厥汗国、回鹘汗国(公元552年~公元840年),在将近300年期间,我国北方和西部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即马、牛、羊、驼等养殖业兴旺发达,尤其是养马(突厥马)和养羊业特别出色,当时闻名于中原地区。当突厥汗国兴起,即公元六世纪初开始就与中原地区有了经济贸易往来。随着突厥、回鹘汗国与隋、唐王朝之间的贸易经商,军事征战,屯垦戍边,文化交流和相互往来,促进了北方草原牧业文化的发展,并出现了兽医专著。新疆地区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汉文化的唐代文献,其中有佛教经典,道家典籍,经实诗文,历书,医书等。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了唐代的《医牛方》。公元八世纪,金城公主之子,赤松德赞邀请了甘肃、内蒙古、云南以及西藏的山南等地区的名兽医,进行讲学,著书立说,并合遍了《论马宝珠》、《医马论》等兽医专著。公元708年,藏医宇妥、云丹贡布著《四部医典》中记载着“蒙古灸”,同时《宇安·云丹贡布传略》一书中,也记载着“蒙古放血疗法”等。这些说明了当时我国北方与中原地区之间,在兽医药科技方面相互交流、互为所用,使充实和发展了北方民族传统兽医药学。

5.辽代时期与中原地区之间在兽医药方面的相互联系

辽代(公元907年~公元1125年),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的传统兽医学发展很快,当时出现了很多名医,尤其契丹贵族中出现了精通医药的很多专门人才,他们具有“视人形色,辄决

其病,既知病所在”和“虽马上视疾,亦知标本”的诊治疾病的高超医术,对某些疑难杂症,采用精神疗法和针灸治疗,使其治愈而闻名。辽代医官除了用汉文编写医术外,还应用契丹文字编

写有关医书。如辽代的耶律庶成,把汉医的《方脉书》,译成奇丹文字的《译方脉书》,当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直鲁古编写的汉文《脉诀针灸术》,在中原地区很受重视而广泛流传,明代陈弟编写的《世善堂藏书目录》中仍有其著录。在“北狄用盐以淹尸,取其不坏”的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尸体防腐技术沿用至辽代,对“契丹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刀剖腹,取其肠胃涤之,寘以香药、盐、矾,五采缝之。又以笔尖筒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锦彩络其手足”的尸体防腐技术至今具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公元11世纪,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用酒精作麻醉剂,进行马病肺切除术,这说明,当时兽医外科手术技术达到相当高水平。

6.金朝时期与中原地区之间在兽医药方面的联系

金朝时期(公元1115年~公元1234年),我国北方的经济、文化、科技发展很快,在某些方面的发展与宋朝媲美,甚至有所超过。金代医学名家辈出,医学成就很显著,在中国医学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当时有成就而对后世有影响的名医有成无己、马丹阳、刘完素、张子和、张元素、李杲、窦汉卿等。其中张元素,著有《珍珠囊》中提出“古方今病,不相适也”的著名主张。在《珍珠囊》一书中讨论了一百种药物的研究。中药归经一说,虽然早就见于《内经》上,但实际上到了《珍珠囊》一书才在实践上成为运用中药的原则之一。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珍珠囊》的评价是“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治法,立为主治秘诀,心法要旨”。张元素的“四季气候不同而治法用药亦不同”的药用原则,在兽医著作《蕃牧纂验方》中也有反映,如春季是厥阴风木为主位,所以给家畜灌平安药,在上用菌陈散,在下用木通散;夏季炎热,少阴君火少阳相火主位,应灌消黄散,以清上凉下等。金章宗,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编写了《黄帝八十一问》马病辨证的兽医论著。明代名医喻本元称颂《黄帝八十一问》为“圣贤书”。真正反映金朝兽医学术成就的《金朝集》,在明代时喻本元编写《元亨疗马集》七十二症时还引用过它,但17世纪后《金朝集》失传。这说明了,金朝医药学(包括兽医药)吸收了汉医药学的精华,取得了巨大成就,繁荣了学术,树立了争鸣,创新了规范。为促进北方传统兽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7.蒙古兽医药(公元1206年~公元1911年)与中兽医之间的相互联系

(1)蒙古帝国时期(公元1206年~公元1260年)的兽医与中兽医之间的相互联系。蒙古汗国“军政合一制牧政”的“管牧羊马群”机构,是类似于元代的太仆寺,相当于现代的畜牧兽医机构。在“军政合一制牧政”的各级长官享有牧政和军事权力。他们平时从事牧业生产劳动,并兼职兽医。11~12世纪,蒙古地区已经在成群的马、牛、羊,广泛采用了去势术,使其进行分类、分群,派出专人分别经营管理。当时具备了医疗技术相当高的大量兽医人员。公元1218年,被成吉思汗采用的契丹族开国皇帝阿保机九世裔孙耶律楚材,是一位思想家,军事家和医学

家。他不仅为成吉思汗治理国家方面出谋献策,还为蒙古兽医药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成吉思汗,招聘中原全真道教领袖长春真人邱处机到西域的行宫处传教养身之道,他用三年的

时间在蒙古地区传授汉医学的养身之法。因此,蒙古汗国的兽医药学,是我国古代的北狄、匈奴、北魏、突厥、回鹘、辽代、金朝等历代兽医药学发展的集成。它是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北方各民族固有的传统兽医药学的基础上不断的与汉医药学(兽医药)相互交流,取其精华,有机结合,创造了古代蒙古兽医药学。

(2)元代蒙古兽医与中兽医之间的相互联系。元代(公元

1260年~公元1368年),忽比烈时期为了给人民“实得”、解决“饥饿”问题,命令大司农司编著《农桑辑要》一书。如果说,北魏贾思勰编著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首部农业百科全书的话,《农桑辑要》是,属我国更古至元朝首次由官方撰著的农书。《农桑辑要》一书,在元朝的农牧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上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元朝的“回回药物院”,由阿拉伯医生主持。有四名意大利医生在元朝行医。从国内和国外的一些药物进入蒙古地区,同时蒙古地区的特产肉苁蓉和有些珍贵动物性药物也输送到内地和国外。元代名兽医卞宝著《痊骥通玄论》时曾经录用了蒙古兽医传统祖方“马疥方,黄柏散,无失丹”等方剂。在明代重刻的《全骥通玄论》中记载“脾胃不磨,则草谷不化;胃气不和,则生百病”等蒙古兽医的脾胃发病论。反映元代兽医成就的专著《元朝集》,在明代的二位名兽医,喻本元、喻本亨编著《疗马集》时,曾经也载录过《元朝集》中的有关内容,但后来该专著已经失散。在元太宗七年(公元1235年),窝阔台皇帝知道曾被宋代徽宗皇帝(公元1120年)钦封为“广禅侯”常顺兽医功德、妙术之后,又敕令建“水草庙”,修“广禅侯”大殿,塑常顺兽医尊像,为其树碑“兽医广禅侯”,并号召把“常氏医德”发扬光大。因此,元代蒙古兽医药,不仅在国内与汉医、藏医、维吾尔医之间进行交流,而且还接受了阿拉伯医和意大利医的诊治技术,使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了蒙古兽医药学。

(3)明朝蒙古兽医与中兽医之间的相互联系。明朝(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时期,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民间交往更加密切了。一些迁徙到蒙古地区的汉人也带去了医药知识,如白莲教徒《周元治扁仓术》传入蒙古地区。蒙古人患痘疮“调护则付之汉人”。17世纪已经有了蒙古文翻译的《本草纲目》、《牛马经》。由此可见,明代蒙古兽医不仅直接吸收汉医药知识,

而且也用蒙古文翻译了中兽医药书籍,使蒙兽医药的发展推进了新的阶段。

(4)清代蒙古兽医与中原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清代(公元1616年~公元1911年),蒙古地区与全国的其他地区之间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相互交流有了便利条件,使蒙古兽医药的发展得到了良好的机遇。18~19世纪,蒙古兽医与中兽医之间的相互交流相当频繁。蒙古地区出现了中兽医诊治技术,蒙古兽医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公元1740年,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中兽医立桩开业,从事中兽医临床诊治工作。公元1746年,在萨拉齐(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土默特右旗)李德开设中兽医万明堂,并口传心授中兽医诊治技术。19世纪前后,有了蒙古文翻译的《疗马、牛、驼经》、《元亨疗马集》、《元亨疗马集七十二症》等中兽医书籍。这说明了蒙古地区不仅广泛应用中兽医临床诊治技术,而且也有了蒙古文翻译的

中兽医专著。

清政府除了对蒙古地区的畜牧机构“太仆寺”加强管理外,还在清朝马政机构“上驷院”也设有蒙古医士。当时蒙古族正骨医师觉罗·伊桑阿和外科医生淖尔剂·墨尔根是临床诊治经验突出的著名医生。他们的正骨技术,不仅传入内地,而且在公元1728年,传授给在北京的俄罗斯人。在乾隆年间(公元1736年~公元1795年)蒙古医师伊桑阿,被选上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三个旗的士卒各10名,进行讲授了正骨技术,隶属“上驷院”的蒙古医士。当初侍郎齐召南坠马,伤首,脑出,蒙古医士以牛脬蒙其首,其创立愈,伊桑阿最著名。这说明清政府“上驷院”的蒙古医生,一身兼二职,既是人医,又是兽医,对骨伤外科的诊治技术是非常出色而闻名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