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语中的回回族称考

蒙古语中的回回族称考

作者: 李自然

摘要:本文通过对大量蒙汉文基本蒙古史料和相关辞书的整理分析,将蒙古语中“回回”这一民族称谓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一方面考究了其本意本源,另一方面也纠正了一些误解。 关键词:蒙古语;回回族称;考证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童编号:1002—0586[2009]01—0079—06

蒙古族是回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对其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历史作用表现为促进了伊斯兰教东传、穆斯林东迁,加速了回回民族的形成,并且在历史上回族中也曾有大量的蒙古人成分介入,诸如:元代阿难答的部属、明代的“土达”等等。此外在现今的国内外蒙古族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蒙古浩腾(蒙古回回)”存在。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中,蒙古语中出现了多个对“回回人”、“回族”的特殊称谓或专属性他称。主要有“撤儿塔兀勒”、“叉汗马喇哑”、“答失蛮”、“浩腾”等四个词。目前,普遍使用的只有“浩腾”。这些称谓由于长期在汉语“回回”的遮掩下,一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这些称谓是蒙古人给予“回回”的一种他者的表述,而不是回回人的一种自我表述。因此,在蒙古语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其词源本意等方面便产生迷惑和误解。在此,笔者对此问题试作一个梳理,力图揭示蒙古语中这些“回回”、“回族”表述的词源本意,希望对相关的回族研究有所参考。当然,由于笔者学识和阅历有限,难免有不准确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撒儿塔兀勒”

编撰于元世祖时期的《至元译语》是最早记述“回回”蒙语词汇的辞书,在其人事门中明确标注“回回,撒里答歹”。而作为历史记事中最早出现“撒儿塔兀勒”一词是在《蒙古秘史》第五卷,说明在蒙古汗国时期就开始使用该称谓。此后,直到清代中期以前,官方正式蒙古文书一直使用该词。 该称谓最初只是专指花刺子模国的全体而言。这一点可从以下记述中看出:在《蒙古秘史》第五卷中提到王罕之弟额儿客哈刺“畏乃蛮而逃往撒儿塔兀勒之地”,道润梯布先生注释说:“撒儿塔兀勒:旁注‘回回’。这里是指伊斯兰国家,花剌子模国的全体而言”。卷六桑昆讽刺成吉思汗时提到“撒儿塔黑臣羊”。按照道润梯步先生的观点,应该译为“花刺子模回回羊”。在《蒙古秘史》续集卷一“成吉思合罕遣往撒儿塔兀勒百姓处之兀忽纳等百人使者被羁杀。成吉思合罕曰‘何可听撒儿塔兀勒百姓,断我金糜绳也耶?为我兀忽纳等百人使者报仇雪冤而征撒儿塔兀勒百姓乎”’。这里还是指花刺子模国而言。“卯年出征撒儿塔兀勒百姓。”“直追至申河而去也,以其猛投申河,使彼撒儿塔兀勒百姓多死于申河中矣。”在攻下花刺子模国都兀笼格赤后,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私分百姓城郭,成吉思汗十分恼火,在斡儿出、木合黎、失吉忽秃忽等劝说时,曾提到:“俺已征服抗命之撒儿塔兀勒百姓之莎勒坛,取其城郭百姓矣。被分之兀笼格赤城,分取之诸子,皆成吉思合罕之所有也。赖天地之赞力,已如此征服撤儿塔兀勒百姓时,俺众军马正自欢腾焉。合罕奈何如此大怒也。”“既取撒儿塔兀勒百姓之后,成吉思合罕又降旨曰‘各城置答鲁合臣’。时有自兀笼格赤城来之撒儿塔兀勒(人),忽鲁木石氏之名牙刺哇赤、马思忽惕之父子二人,向成吉思合罕进言,城邑管理体制。闻言知其如理,虽委其子马思忽惕、忽鲁木石,同俺答鲁合赤每共掌不合儿、薛米思坚、兀笼格赤、兀丹、乞思合儿、兀里羊、古先答邻勒等城。将其父牙刺哇赤来,使掌契丹之中都城矣。以撒儿塔黑台人之牙刺哇赤、马思忽惕二人知城邑管理体制,故委之与答鲁合赤每共掌契丹百姓矣。征撒儿塔兀勒百姓凡七年。”在《蒙古秘史》续集卷二,成吉思汗往征唐兀惕(西夏)遣使责问西夏时,曾提到:“去年汝不儿罕谓我唐兀惕百姓原为汝右手云云,据汝此言,值撒儿塔兀勒百姓不归命,遣使索从征时,汝不儿罕,不践汝言,不与出兵而言语相讥之焉。曾谓‘以别有所向容后折证’,遂征撒儿塔兀勒百姓。赖长生天之右,已使撒儿塔兀勒百姓归正。今与不儿罕折证其言来矣。”以上这些记述显然专指花刺子模。但是由于花刺子模国居民多是伊斯兰教徒,逐渐地对该国人的称谓变成对穆斯林的泛称。与此同时,该称谓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到成吉思汗以后,柏朗嘉宾在其游记当中也提到鞑靼人所征服地方包括撒儿塔(salt)。根据耿升先生的观点,该词被他拉丁化“sarti”,致使有的学者将它与萨拉色尼人(sarraceni)——波斯人混淆,实际上它这时已经专指河中地,特别是更靠北部的察赤(塔什干)、拔汗那(费尔干纳)和七河一带的定居穆斯林。其范围已经远远扩大,并且与穆斯林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元朝建立以后,该称谓在中国便开始专指“回回”——穆斯林了,例如:《至元译语》明确写出“回回,撒里答歹”。同时在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提到色目人三十一种,并且已经将“回回”与“畏吾兀”等其他色目人区别开来,从而说明“回回(撒里答歹)”已被作为一个特殊的族群看待了。也正是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在明初翻译和转写成的《蒙古秘史》中关于“撒儿塔兀勒”的旁注,都是“回回”。由此,该注释往往给人造成误解。例如:道润梯步先生多次注释说:“撒儿塔兀勒:旁注‘回回’。这里是指伊斯兰国家,花刺子模国的全体而言……这样看来,其旁注‘回回’是不确切的。”。再如:卷六桑昆讽刺成吉思汗时说“非谓强为脱黑脱阿觋之撒儿塔黑臣羊尾而行之也欤”。按照明代的翻译“只说脱黑脱阿师翁,续着回回羊尾子行有”,这里“撒儿塔”,译作“回回”。按照道润梯步先生的观点,应该译为“就像花刺子模回回羊的小尾巴一样,硬(不要脸的)跟在脱黑脱阿觋的屁股后头走的下贱东西”。
进入明代,由于明政府与蒙古人的特殊关系:元朝的继承者和北方的贸易者和敌人,明政府特别重视蒙古文字的翻译工作。在洪武年间便编撰《华夷译语》,此后在礼部四夷馆(负责翻译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来文的机构)不断编修《华夷译语》,在中央政府的影响下,民间也有编译这些词汇的。在这些辞书中蒙古语“回回”一直使用“撒儿塔兀勒”。洪武年间《华夷译语》“回回,撒儿塔兀勒”。明中后期的《鞑靼译语》(本自明四夷馆编撰的《华夷译语》中的《鞑靼馆译语》)人物门:“回回,撤儿答温”。成书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王鸣鹤《登坛必究》卷二十二所载(蒙古)《译语》人物门“回回,撒儿讨兀儿”。郭造卿刊行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卢龙塞略》卷十九、二十译部上下卷所收蒙古译语译上品职门:“通称回回日[曰]撤儿塔兀勒”。在成书于1604—1627年的《黄金史纲》中“回回”一词蒙语仍为“萨尔塔固勒”(sarta-vul)”。由此可见,明代蒙古语一直使用该称谓。甚至到清代初年,也还是如此。例如成书于康熙元年(1662年)年的《蒙古源流》卷三记载:(岁次甲寅)“主上遣使致唐古特之锡都尔固合罕日:‘吾将征讨萨尔塔古勒,汝当为我右手从征’”。“岁次乙卯,年三十四岁时,乃提兵征萨尔塔古勒焉。萨尔塔古勒之扎里雅特苏勒德合罕迎战于萨噶哩,塔尔巴噶台之地……遂收服五部锡喇萨尔塔古勒国矣。”后来,传闻误记“(丙寅),遣使于谕萨尔塔克沁之谙巴海合罕:‘当即纳贡归附。’该合罕不从”,从而引发与花刺子模的战争。该词使用之久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其使用范围也是很广的。沈曾植先生在解释“沙喇(锡喇)时,清译本笺证云”西人称回种为沙兰,此沙喇即沙兰也,而道润梯步先生认为是蒙古语“黄色”,因为蒙古人以西域人为黄色人。笔者认为实际上是鱼鲁之讹。西人所说“沙兰”即是“撤儿塔”(sait)拉丁化称呼——专指伊斯兰教徒。明初对分布在达失干(今独联体中亚塔什干)以东民族的称呼还是撒蓝回回(“撒蓝”亦作“赛蓝”)(因其信仰伊斯兰教,故名)。例如:洪熙元年(1425年)“赐撒蓝回回失里散答等彩币绢币有差”。由于当时蒙古人作为丝绸之路的“居停主人”,这显然是从蒙古语翻译过来的。
清代以后,该词使用范围逐渐缩晓。在国外成为对某一地区的民族专称,例如萨尔特人(sarts):20世纪初,居住在塔什干、费尔干、花刺子模绿洲,以及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居住的乌孜别克人仍自称“萨尔特人”。再如部分哈萨克族和乌孜别克族对塔吉克人也曾用“萨尔特人”的他称。所以在国外中亚地区出现被称为“撒尔特”的地名,不应当成为新鲜事,更不能作为追溯族源的依据。
在国内逐渐成为撤拉族自称。根据《民族词典》“撒拉族”和“撒鲁尔”两个词的解释,会发现其原有的族源说法漏洞百出。撒拉族“由元代(13世纪)迁入循化地区的撒马尔罕人(一说土库曼人)与周围汉、回、蒙古等族长期融合而成。其祖先与突厥有渊源关系。元时称‘撒拉’、‘撒拉儿’,明时称‘沙剌’、‘沙刺簇’、‘撒剌’,清时称‘萨拉’、‘萨拉尔’、‘撒拉儿’等”-6](p1200)。“撒鲁儿:突厥语音译,亦称撒尔特”、“撒尔特兀勒”,意为“土著”。隋、唐时中亚乌古斯部落的一支。7世纪中叶与该部落其他支系迁居北庭西北、金山之阳(今新疆准噶尔盆地及其西)。唐天宝(742—756年)中徙西突厥故地(即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河中地区)、花剌子模及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成为中亚塞尔柱王朝(1055—1258年)的主要居民。后因受歧视,大部分西迁,留居的人与当地突厥化的波斯人、亚美尼亚人等融合成为土库曼人。13世纪时其中一支取道撒马尔罕、吐鲁番、肃州等地,定居循化,与今撒拉族有渊源关系。1、撒拉族作为撒马尔罕人后代,其族称当中字面上反映不出亲缘关系。2、在语言上撒拉族属于突厥语族,而撒马儿干人应当是波斯或波斯化的阿拉伯人,其语言不可能是突厥语。3、作为土库曼人的后代,“撒鲁儿”意为“土著”与其矛盾固。4、13世纪撒马儿干人基本被蒙古人屠戮殆尽,所剩之人也被诸王贵族分为驱口,更何况青海等地当时还不是蒙古人重点开发和占领地区,不可能有比较集中某一族群的部属安置,至于说是自己迁入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大可能的。5、她的族称是可以与蒙古族对“回回”称谓直接相对,其中“撒拉”、“沙刺”、“撒刺”、“萨拉”等都是因为“撒儿塔”尾音未发的结果;“撒拉儿”、“萨拉尔”、“撒拉儿”、“沙刺簇”、“撤鲁儿”则是尾音未发又加上指“人”的词尾所致;至于“撒尔特”、“撒尔特兀勒”,都是与《蒙古秘史》直接对应的词。鉴于此,笔者认为撒拉族的族称,就是蒙古语对“回回”的原称。诸如:“撒拉回”只不过是翻译时的一种同意反复,类似于“车里(蒙语鬼的意思)鬼国”。该族称并不能直接反映其族源问题。 关于“撒儿塔兀勒”的本意,通常人们认为是对花刺子模的称呼。“撒儿塔兀勒”是元、明、清初蒙古人对“回回”人泛称。关于其来源和本意有两种说法:突厥语说和梵语说。
1、突厥语说见于张尔田先生校补云“案洪侍朗引西人说,谓:是土著不逐水草迁徙之义。语出乞儿吉思。盖回回部落之通称也”。又见于《民族词典》“撒鲁儿”:突厥语音译,亦称“撤尔特”、“撒尔特兀勒”,意为“土著”。此说法,一直得不到信服。道润梯步1980年提出:“西人之说不见得是。似是语出梵语。词义之解亦非”。后来,他注释说:“撒儿塔兀勒:旁注‘回回’。这里是指伊斯兰国家,花刺子模国的全体而言。‘撒儿塔兀勒’一词,出自梵语[sartavax],汉译为‘萨陀婆诃’,是‘大商’、‘老板’之意。”周良宵先生也认为“回回sarta‘ul”“按:《秘史》撤儿塔兀勒旁译作回回,这个字据认为是源自梵语sartha商人”。现在学界比较公认梵语说。笔者也认为该说法比较允当:1、在饮食等习惯方面,蒙古人与回回人区别不是很大,成吉思汗最早接触到的是回回商人,而不是回回人定居的城市,所以不会产生以居住方式区分人群的意识。2、由于成吉思汗对外族宗教信仰并不很关心,也就不会在意宗教上的区别,直到1220年成吉思汗进入不花剌城时,他和其他蒙古人尚对清真寺和《古兰经》一无所知。所以从人群最大的特征来看,成吉思汗也会选择商人的特征的。另外,在道润梯步先生注释《蒙古秘史》续集卷一关于“刺(客)剌勒”时提到:“亦奔赛笃把归伊斯兰教者,称为巴施客儿笃,把归基督教者,称为洪噶儿人”。“巴施客儿笃”正与早期蒙古语“巴失儿客惕”一致,并且不是蒙语主要的词(其主要的词是买卖人为“或旦都赤”,现还在使用)。这说明该词的外来性,其使用时间又基本一致,那么该词就是反映了穆斯林的商人性特点。

二、叉汗马喇哑和答失蛮

叉汗马喇哑是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对“回回”人的一个称呼,在正式文献当中最早见于《卢龙塞略》“(回回)一日叉汗马喇哑”,此后,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年)的茅元仪《武备志》所收《蓟门防御考》载(蒙古)译语中“回子,叉汗马喇哑”)。这个词不知何意,现已不用,古今移代,且语焉不详。该词中“叉汗”好解“白色”。而“马喇哑”的意思很多,明代《蒙古秘史》旁注“马里牙”,旁注为“祭祀”。根据此意似指某种宗教职业者。再一种可能是“玛里克”一词的变音,即蒙古人和汉人转译该突厥语词时,“克”音异化为“哑”。从第二种可能性考虑,根据张尔田先生校补云“莽古里克为玛里克对音,《秘史》之蔑力克也。苏勒德有威之称,犹言皇帝,日沙、日汗、日玛里克,次之,皆西域王号”。该词意应为白色的头领。而现代突厥语中,“玛里克”则专指某一级别的宗教领袖。根据这些推断。笔者认为该称谓可能是对喜着白衣白帽的西域穆斯林宗教领袖的泛称,也许就是“满剌”一词的转体形式。当时的汉人学者和官员则作为一个族群名称来使用。
“答失蛮”蒙古语作为“dasman,本是对中亚伊斯兰教士的称呼。根据《民族词典》在元代对“回回”还有一个泛称为“答失蛮(亦译作‘大石马’‘达失蛮’或‘达识蛮’)”。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准确。1、在《至元译语》中没有列出该称谓,如果该词被广泛使用,作为官方字典必然会有。2、当时对中亚的穆斯林国家除了“撤儿塔兀勒”之外,蒙古人确实称葱岭以西、北穆斯林国家为“大石(食)”,其人为“大食人”。在冯承钧先生翻译《多桑蒙古史》中提到“1219年(六一六年)秋,成吉思汗自也儿的石河畔进兵往击大食(tadjiks)国。大食者信仰偶像教之蒙古人与突厥人以名回教徒之称也”。旁注“昔日西利亚人大致名阿刺伯人曰tayoye,此多数也,单数则作tayoyo。并曾特以是称名西利亚沙碛中最重要的之阿剌伯游牧部落日tayi者。古chaldeens人则名之日tiyia,古波斯人日tazi,阿美尼亚人曰dadjik。迨至信奉回教之阿刺伯人侵略波斯、河中两地以后,细浑河东之突厥人则称此种地域为大食之国,质言之阿刺伯人之国也。蒙古人又仿突厥之例,名回教徒日tadjik或tazik”。而同一时期的耶律楚材《西游录》、《湛然居士文集》和《长春真人西游记》都是用“大石”的称呼,甚至明代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也使用“大食”。3、“答失蛮”直接用来称谓“回回”的多是西域学者,显然是他们的一种语言习惯,如《多桑蒙古史》其中对族群加上一个“蛮”,表示该族群的人,诸如:突厥蛮、木速蛮、大食蛮等等,并不是蒙古和汉族学者的称呼。4、答失蛮在蒙元时期是一个专有名词,在《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西域)“国中有称大石马者,识其国字,专掌籍簿”。在元代主要指伊斯兰教的掌教人员,例如《大元盛政国朝典章》中提到“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不叫当差发,告天咱每根底,祝寿者道来”。在至元八年(1271年)《户口条画》中再次提到“答失蛮、迭里威失户,若在回回寺内住坐并无事产合行开除外,据有营运事产户数,依回回户体例收差”。通常与“哈的”意同为“掌教者”。5、在《登坛必究》卷二十二所载(蒙古)《译语》“满刺,忒四蛮”,《卢龙塞略》中提到:“东称满刺日忒四蛮”。这些都说明“答失蛮”不是对“回回”的泛称,而是专指满刺。在至正八年(1348年)所立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阴载其管理者有“掌教满喇金洪”。这些都可以充分说明,“答失蛮”并不是对“回回”人的统称,只是专指其掌教高级教职人员,并且只有专指满喇才能与其波斯语本意“明哲的”对应。

三、浩腾

目前蒙古语中称“回民”、“回族”多使用“浩腾(xotong/hotong)”一词。通常没有人关心该称谓的来源本意等问题,但随着人们对浩腾人(蒙古回回)的研究不断深入,特别是马平先生《阿拉善的“蒙古浩腾”人族群——对阿拉善地区蒙古族穆斯林群体的初步田野调查报告》发表后,人们开始关注“浩腾”的本源。 该词作为族群称谓出现在明代中后期,最早提到的应该是《卢龙塞略》所收《蒙古译》(语译上)品职门:“北称属夷曰我勺儿”。“我勺儿”实际上是蒙古语“和硕”的卡尔梅可语变音。而这里作为附属于北方蒙古——新疆地区察合台汗国后裔对新疆伊斯兰教等部族民族称谓。而在蒙古人中作为正式民族名称的文件则是在1678年噶尔丹灭掉叶尔羌后建立了对回部的统治后的官方法典中。该文献存在于戈尔通斯基《1640年蒙古一卫拉特法典》和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一书中所载1678年噶尔丹洪台吉第二项补充敕令。戈尔通斯基《1640—年蒙古—拉特法典》此敕令中提到:“额鲁特人和突厥斯坦人之间的纠纷应由(法庭)审理之。一般说来,由于(结婚)做了亲戚的突厥斯坦人,如果愿意留在自己的氏族中,就允许之;如果单独地(个人地)(和亲戚一起)在另一个(霍屯人)那里过活,那就不答应突厥斯坦人的要求,为的是怕违犯额鲁特人的利益……一般说来(霍屯人)的村落应该由霍屯人自己的法院来裁决,共同的(人民的)诉讼应由这里的高等法院来处理。”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一书中该敕令的译文是:“厄鲁特族(oeltschen)同霍顿族(ehottonschen)之间的诉讼也必须严正审理。现在同我们有亲密关系的霍顿族,必须把它当作同族公正地处理,决不能混同不正于正义之中,不可当作异族处理,也不可让他们受到些微痛苦。对于霍顿族必须按照从来的法规采取正确的手续,作严正的裁判。全布哈拉的霍顿族也可以自己设立独自的法庭。只限于主要的诉讼事件,由我们裁判。”编译者对霍顿族在注释中说戈尔通斯基《蒙古卫拉特法典》(俄)(59页)作突厥斯坦人。这样可以看出,该词作为西部蒙古人对“回部”(突厥斯坦)人的通称。在这个时期,内地的蒙古族仍在使用“撒儿塔兀勒”这个词称呼“回回”人,《蒙古源流》就是个明证。此后随着西蒙古的内侵和清代对西北的用兵,该族称也随着各种文书和人员传播成为一个对回部的统称。这主要表现在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理藩院则例》当中。根据杨选第、金峰所校注的版本中的“名词术语汉蒙对照”可以明确看到当时蒙语的“回子(回部)”都是在使用“浩腾(xotong/hotong)这个词。在官方的权威影响下该词在蒙古人中逐渐成为广义上的对伊斯兰教徒——回教徒的一个泛称和现代回族一个专称。
由于此过程经历时间较长,关于“浩腾”的本意,却很难形成定论。现今主要说法有:夫人说,胡同说等等。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首先,蒙古语中皇后、夫人、太太为haton。汉译通常为“下敦”、“哈敦”、“合敦”,显然与“浩腾”(xotong/hotong)不是一个词,并且用夫人之义则该族称更无法解释了。其次,胡同说也不贴切,胡同来源于蒙语呼都克coudouk——井,这已是学术界的定论,该词与“浩腾”(xotong/hotong)的关系也不很大。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城市(浩特)这个意思更接近本意:1、从明代的史料来看,“我勺儿”就是“和顺(和硕)”、“和顿”,也就是现代汉语的“浩特”。2、现代蒙古语中,与回族——“浩腾”(xoton/hotong)一词最近的则是hote(浩特)。虽然浩特有六种意思:牧区蒙古族由数户集居而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园;牲畜歇处;(肩胛骨)冈下窝家;城市;放牧最小单位。但是其他意思都是中性词和反映牧业生活的,无法作为一个表现族群特点的他称。尽管在戈尔通斯基《1640年蒙古一卫拉特法典》的书籍,提到“和顿”和“和硕”(数个蒙古包组成牧区生产单位)是一个词,但是生产单位通常是不能作为一个异族群的称谓的。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要明确一点蒙古人作为“浩特”的城市,并不完全是我们现代意义的城市,而是更贴近于一种较大的定居单位,诸如内蒙古许多叫浩特的地方并不一定是很大的城镇,只要是定居的、人口较为集中居住单位都可能叫“浩特”。3、“我勺儿”明代专指“属夷”,但在契丹语和蒙古语中的本意多指居民点,例如:契丹语与早期蒙古语中城市为“八刺合孙”,其中“八刺”通常有“圈子”、“墙围”的意思,而“合孙”则明显带有居住点的特征。4、蒙古人有以城市定居和游牧来区别人类的传统。例如:蒙古人占领中亚之后,“蒙古人又仿突厥之例,名回教徒日tadjik或tazik。故在此时之史籍中,常用此名与突厥相对,不问其人为突厥、为波斯、为阿刺伯,只须其为城乡之回教居民,一概名之日大食。至若突厥、鞑靼种之游牧部落,则一概名之日突厥”。再如:尽管在“撒尔特兀勒”的解释有很大歧义,但是突厥人和吉尔吉斯人选择“土著”这个意思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迎合或反映蒙古人的异族分类模式。5、对异民族的他称往往是最能反应该族群的明显特点的,而蒙古人与新疆回部最大的特点就是定居与游牧、城郭与散居。这一点直到清末还是作为蒙古与回部的最大区别,例如,孟森先生在《香妃考实》一文中,曾评价到:“以准部所鱼肉之弱回,部落分散,无厚集之力,又习于城郭国,无弓马傈悍之长。”由此可见,“浩腾”就是由“浩特”发展来的,“浩腾”人本意就是有“城郭”定居的人。
从上文的考证中,我们可以发现蒙古语的“回回”称谓,多是在西域这个民族文化的交汇点,根据民族文化交流中,蒙古人根据自己对“回回”群体文化特点的认知和想象,而形成了对其族群分类的他者表述——回回的称谓。随着其发展的生存空间的变化和大量回回群体进入内地,以及西域民族自称与蒙古人的他称调适,蒙古语中的“回回”的能指性不断扩大,最终其所指也发生变化,成为对伊斯兰教和内地回族的专称,而对西域的“回回”称谓逐渐变成具体民族的名称或被原有名称所代替,如:撒拉族、维吾尔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