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古民族宗教信仰演变

一、 萨满教的形成与传播
    很早以前蒙古民族信仰萨满教。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是通古斯语(阿尔泰语系的一个语支)的译音,即“巫”的意思。萨满教认为世界分为三界,即天堂为上界,地面为中界,地狱为下界,三界各居神仙、人类和鬼魔。由于远古时代的蒙古人没有能力认识自然界及其诸多现象而盲目地崇拜天地、日月、星辰,并通过萨满祈祷还愿以求免灾除害,安然度生,一种原始愚昧的,充满迷信色彩的宗教信仰渐渐形成。

    在大漠南北蒙古高原萨满教形成传播于原始氏族社会时代,当时家家户户都有专门履行祭祀的家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如婚、丧、嫁、娶或外出打猎)都要先行祭祀,进行占卜预测吉凶,以求吉祥如意。随着原始氏族部落体制的巩固和加强,出现了代表大家履行祭祀的萨满。萨满掌管宗教事宜,组织祭祀活动,而且这种祭祀活动由原来的家庭行为逐渐转变为社会行为。萨满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开始在大漠南北形成规模广泛传播。由于萨满教盛行,萨满的社会地位日渐提高,他们不仅履行祭祀,而且掌管氏族部落的其它事务,进而出现了萨满成为部落首领的现象。

    萨满教鼎盛时期是蒙古汗国时期(公元十三世纪)。当时在蒙古地区也有其它宗教信仰传播。蒙古汗铁木真为借助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来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为其征服其它部族扩大领地服务,对于任何宗教信仰活动都采取扶持的政策。特别是由于萨满教信天并宣扬铁木真是上天降给世人的救世主,这对于铁木真巩固封建统治地位十分有利,所以他更加注重萨满教的传播。由于得到了蒙古汗国的有力支持,萨满教在蒙古地区广为盛行,从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言行,成为束缚大漠南北游牧民族的精神枷锁。

    随着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萨满教慢慢失去了它原来的社会地位和影响,特别是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逐渐消除了萨满教继续存在的思想基础,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体系?萨满教渐渐地销声匿迹了。

    二、喇嘛教的传入

    在萨满教盛行时期,喇嘛教也传入了蒙古地区。喇嘛教是佛教的一支。“喇嘛”一语是藏语,意为“上师”。公元七世纪,吐蕃赞普(吐蕃君长)松赞干布信奉并提倡推广佛教,八世纪天竺(古印度别称)僧人寂护和莲华生等人曾到藏区传播佛教。九世纪吐蕃赞普朗达玛禁止佛教传播。十世纪末在吐蕃统治阶级的扶持下,佛教以喇嘛教的形式在藏区得以复兴。本文所述的喇嘛教是指通过梵藏传入蒙古的藏语系佛教。公元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喇嘛教有很多教派,主要有格鲁派(黄教)、萨迦派(花教)、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等等。1207年蒙古汗国大汗成吉思汗在征服西藏的过程中发现该地区喇嘛教势力强大,同时也认识到单靠武力征服西藏不行,必须在喇嘛教中培植自己的力量,里应外合方能取胜。于是成吉思汗首先与喇嘛教中的萨迦派(花教)取得联系。

    萨迦派由吐蕃赞普宫曲于十一世纪中下叶创立。1073年在西藏萨迦雪(今西藏萨迦县政府所在地)建寺传教,故称萨加派,因该教寺院墙上涂有红白蓝三种颜色故俗称“花教”。蒙古汗国时期,萨迦派为了取得西藏地区政教大权极力寻求外援,正好迎合了蒙古汗国的欲望。1244年西藏喇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爷萨迦班弟应窝阔台(元太宗1229年?1241年在位)二子固登之邀请,带领两个侄子八思巴和其那道尔吉来到凉洲(今甘肃省武威),与固登会面谈定了西藏归降的条件,并由萨迦班弟写信给西藏地区各教派和部落首领,劝说他们归顺。这对于固登征服西藏地区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固登为了嘉奖萨迦班弟将他尊为“国师”,特建黄华寺让他传教,并将西藏的教政大权交给萨迦班弟,从此喇嘛教萨迦派(花教)传入蒙古地区。

    1260年忽必烈汗(元世祖1260?1294年在位)继位后,在宗教信仰方面抛弃萨满教,完全倾向喇嘛教,为喇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大开绿灯,宣布喇嘛教为“国教”,将萨迦班弟之侄八思巴尊为“帝师”,给喇嘛教以各种特权和优待,鼓励人们出家当喇嘛。还专门设置了“总制院”(1264年设置,1288年改为“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军政事务,居元朝行政机关中首席地位,同时在全国各地也设置了类似的所辖机构,如“宣慰院”、“招讨司”、“万护府”等,掌管地方佛教事务并兼管军事、民政事务。忽必烈以后的元朝诸帝也都笃信佛教,鼓励佛事,推广花教,致使花教在各个方面享有各种特权,僧侣随便出入宫禁,参与朝政,成为元朝政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花教虽然因得到了元朝封建统治集团的大力支持而发展迅速,势力宏大,但其佛事活动仅限于朝延和个别大城市封建上层贵族中,并没有扩散到整个蒙古地区。由于受宠于元朝统治者,花教享有优厚待遇,歧视其它教派,僧侣生活腐朽,佛事徒有虚名,渐渐地失信于民,也使部分蒙古上层贵族不满。所以花教对于元朝统治集团一方面起到了辅助作用,另一方面也成为一种负担和累赘。由于花教与元朝封建统治集团同命相连,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渐渐地削弱走向消亡。

    花教传入蒙古地区对梵藏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医学等传入蒙古起到了媒介作用,也对蒙古与汉藏地区间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与往来起到了一定的传递桥梁作用。

    三、黄教的传入与传播

     元朝灭亡以后,花教并没有完全消失,少数蒙古上层王公贵族依然信仰花教,同时蒙古地区还有其它宗教信仰、如景教、伊斯兰教、萨满教、道教、白莲教等。但这些教派都没有能够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

    明朝初年形成了北元与明朝长期对峙的局面。北方游牧民族也陷入了封建主争雄、各部落你争我夺的封建割据与民族统一的斗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蒙古统治者急需要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宗教思想意识为其维护和巩固统治地位服务。

    这个时期西藏喇嘛教正处于低潮,各教派腐败现象严重,僧侣不守庙规不做佛事,渐渐失去众信教者的信赖。十四世纪末,青海藏族圣僧宗喀巴在西藏农奴主的支持下整顿庙规,吸收各派的优秀成果,惩治腐败现象,提倡僧侣严守戒律精心佛事,创立了著名的“格鲁派”,1409年在拉萨召开首次新春祝福大会,在八千多僧侣中正式宣告“格鲁派”成立。该派僧侣身着黄色衣帽,故称为“黄帽派”,也称“黄教”。

    黄教创立初期,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常受其它教派的压制和打击。为了站稳脚根进而取得西藏教政统治地位,格鲁派在同其它教派斗争的同时极力争取其它民族统治者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支持,尤其是明朝和蒙古封建主的支持。这种形势正好迎合了蒙古封建统治者们的欲望。黄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向蒙古地区发展的。

    黄教传入蒙古高原始于俺达汗(1507年?1582年)。俺达汗当时是右翼土默特万户封建主,在蒙古封建割据中势力最强大,而且被明朝封为“顺义王”。1571年俺达汗邀请西藏高僧来蒙古传教,是年西藏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错派高僧阿兴来蒙古传教。俺达汗接受高僧阿兴的建议,大兴土木修建佛寺,推广黄教。还多次派出使者邀请索南嘉错,并且为迎接索南嘉错和佛教经典《甘珠尔》、《丹珠尔》在青海专门修建了仰华寺。1578年俺达汗与索南嘉错在仰华寺会面召开法会,举行隆重的入教仪式。当时蒙古受戒者多达一千多人,仅土默特就有108人出家为僧。法会上索南嘉错被俺达汗封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索南嘉错也尊俺达汗为“转千斤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会上还根据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条例。会后大修寺庙装饰佛像,仅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一带就修筑了著名的大召(弘慈寺)、席力图召(延寿寺)、庆缘寺、美代召(寿灵寺)等召庙,从此黄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

    索南嘉错为传扬黄教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有意安排栋科尔(名)呼图克图(大喇嘛或活佛封号)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常住蒙古传教。索南嘉错为了进一步争取蒙古封建主的支持,巩固黄教在蒙古的影响,临终之前留下遗言说他将转世于达延汗家族,于是达延汗的曾孙就成了第四世达赖喇嘛,并且立即得到了西藏格鲁派认可,命名为云丹嘉错。这样,宗教权威与蒙古汗权结合更有力地推动了黄教的传播。《黄金史纲》中有这样的记载:“达赖喇嘛的化身既降于生达延汗黄金氏族,而今才将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达延汗??北元可汗,俺达汗的祖父)。

    继俺达汗接受黄教以后,喀尔喀(今蒙古国)阿巴岱汗在哈刺和林(故址在今外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建造起黄教寺庙额尔德尼召(光显寺),又从拉萨取回圣物和经书,并邀请土默特的迈达里呼图克图到喀尔传教。十七世纪初察哈尔的林丹汗组织力量将佛教经典《甘珠尔》译成蒙文,为黄教的广传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同期西部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拜巴葛斯也邀请栋科尔呼图克图到和硕特传教。在他影响下各部首领纷纷入教,当时共有三十二个首领各派一子出家当喇嘛。至此黄教风靡全蒙古。

    黄教渗入蒙古地区以后不仅受到蒙古封建主的支持和拥护,同时也得到了明、清封建政权的大力支持。明朝政府苦于蒙古军队的侵扰,颇愿与蒙古封建主和好或通过某种手段来控制他们。明延认为黄教教义可以束缚蒙古人的思想和行为,于是采取扶持黄教的政策。明朝末年(1616年)努尔哈赤(清太祖)统一女真,建立了后金政权。当时蒙古各部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有很大的潜在势力。后金统治者为了加强与明朝抗衡的实力,极力争取与蒙古各部结盟,清政府建立以后更是利用黄教为柔服蒙古的工具,特意加以提倡和保护,使黄教地位日渐提高。乾隆皇帝曾毫不掩饰地表白:“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为实现这一政治目的,清政府不惜重金修建寺庙,如康熙皇帝在多伦建汇宗寺,雍正皇帝在库仑建庆宁寺,又在汇宗寺南建善因寺等。这些都是大漠南北规模宏壮的黄教寺庙。此外各盟旗建造了更多的寺庙。据不完全统计蒙古地区的黄教寺庙总数曾多达两千五百多座,每个寺庙的僧人少者数十人,多者数千人。如席力图召、乌审召、额尔德尼召等都曾有一千多僧人,百灵庙、希拉木仁庙曾有一千四百多僧人,阜新佛寺三千多僧人,喀尔喀黄教中心大库仑曾云集喇嘛一万三千多,广大蒙古地区黄教寺庙星罗棋布,喇嘛僧侣遍地皆是,黄教渗入到蒙古族人民的思想和生活中,使得蒙古人的风俗习惯、生活起居、社会活动甚至文学、艺术、医学等都无不打上黄教的烙印。

    黄教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对蒙藏汉族人民思想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也对蒙古民族文学、艺术、医学、数学、哲学、文艺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历史研究特别是为蒙古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遗产,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其唯心主义迷信思想的阴暗面。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宗教信仰,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去研究探讨它的形成传播与发展对进一步深刻了解大漠南北游牧民族的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就此做了一些粗浅的探讨,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