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蒙古地区

窝阔台大汗时期蒙古地区城市的发展

阿 朋斯格 蒙古国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 窝阔台(1186-1241)是大蒙古帝国第二任皇帝,是对蒙古地区经济、财政、文化发展有着特殊贡献的大汗之一。窝阔台是被成吉思汗选定为继承者的。有关此如《蒙古秘史》载:"洪福的父親。將咱兄弟內選著教你做了皇帝",于1229年窝阔台成为蒙古帝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即位后本着"我成吉思汗皇帝。艰难創立國家。如今教百姓每安寧快樂"的基本原则,在财政、畜牧业、道路、驿站、文化艺术和城市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由此,蒙古地区的财政空前发展,蒙古帝国曾一度成为世界的焦点,国外使臣和旅游者频繁往来蒙古地区。本文尤其拟对窝阔台汗在蒙古地区进行城市建设方面的贡献进行简要论述。 一、坚持游牧文明与定居文明相结合的原则,建造了蒙古帝国首都哈喇和林。 包括司马迁《史记》在内的历代汉地史书均记载了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徙居的生活。但是,考古发现和近年研究证实,事实上游牧民有时也会定居,建造城池,进行着游牧定居相结合的生活。 根据匈奴时期戈壁南北所出现的若干座城市和历史名城TUMEN城算起,游牧民建造城市可以说已经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根

嘉木扬·凯朝:蒙古地区佛教艺术与弥勒造像

——以北京雍和宫弥勒大佛、内蒙梵宗寺弥勒佛为中心 本文阐述了佛教艺术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过程和弥勒造像的缘由。在元朝以前蒙古帝国的蒙哥汗赐予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为“国师”,并授予玉印,担任起总领天下释教的重任。以此为契机,蒙藏地区佛教诸派先后都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等大活佛,极大地影响了蒙藏地区的政治、宗教与文化。并详细客观地解释考证了北京雍和宫和内蒙古梵宗寺的弥勒造像的历史,宗教仪轨与艺术特征。   一、弥勒佛的由来与蒙古佛教的关系    蒙古地区一般把弥勒菩萨习惯称“迈达拉布尔汗(maidar burqan)”,即“弥勒佛”之意,弥勒菩萨是梵语的译音,即迈都丽雅的(Maitreya)。汉文意译为慈氏,藏语意译成“强巴(byams pa)”。    佛教何时传到蒙古地区的呢?在《三世佛母圣般若波罗蜜多经》(Dus gsum rgyal bai yum hphags pa ses rab kyi pha rol du phyin pai

蒙古地区喇嘛教的建筑与装饰艺术研究

蒙古地区喇嘛教的建筑与装饰艺术研究 【中文摘要】 蒙古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蒙古族的建筑表现了本地区人民的审美要求,也反映出各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点,其中尤以喇嘛教建筑的成就最高,是蒙古族建筑文化中值得称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蒙古地区喇嘛教的建筑吸收、融合了汉藏两种建筑形式,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建筑的装饰艺术亦非常精美而富有民族色彩。 本研究旨在使更多的人了解蒙古地区喇嘛教的建筑与装饰艺术,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弘扬蒙古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本文运用整合的观念,通过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相关资料,走访著名的专家和学者,进行实地考察、测绘和摄制图片,将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与建筑理论和装饰艺术相结合,从动态的历史文化研究到静态的建筑形态与装饰艺术分析,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地对蒙古地区喇嘛教的建筑与装饰艺术这一研究内容进行整体的把握。并通过与西藏的喇嘛教建筑和中原的佛教建筑的比较,以蒙古地区典型的喇嘛教建筑为研究对象,来探讨蒙古地区喇嘛教的建筑与装饰艺

试论清代蒙古地区的司法制度

试论清代蒙古地区的司法制度 杨选第 清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在保证国家司法权统一的前提下,清朝因地制宜、因俗制宜、因时 制宜地制定了蒙古地区的司法制度。 1.理藩院是管理蒙古地区的中央官署,是与六部地位同等的机构,总揽治理蒙古事务的职 权。《会典》规定理藩院的职责为:“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其朝会,正其刑罚。” [1]《理藩院则例》中进一步申明:“臣院总理内外蒙古部落事务,凡蒙古王公台吉等袭职 、年班、朝觐、户口、仓粮、军政及人命盗案等事”,“均关紧要”(《则例·原奏》)[2] 。理藩院下设理刑清吏司,“承办内札萨克六盟、外札萨克各部落、察哈尔、归化城等处蒙 古命盗案件,兼核缉逃限期,咨行各处缉拿内外寺庙喇嘛并太仆寺牧丁逃逸等事”(《则例 ·通例》),专门审理蒙古人犯罪案件。 由此看出,民、刑审判是理藩院的重要职责之一。在司法审判的程序上,理藩院是蒙古地 区的上诉审级。凡是蒙古地区的一般民、刑案件,经旗札萨克初审,盟长复审而难以决断的 ,需上报理藩院复核。“凡罪至遣者,令报于院,以会于刑部而决焉。死者,则会三法司以 定谳。”[1]三法司指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是皇帝掌握下的全国最高

太平天国时期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

太平天国时期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 刘毅政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边陲,是我国蒙古族主要聚居区。十九世纪中叶,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直接影响下,蒙古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也发动了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蒙古封建统治的斗争。 一 鸦片战争以后,内蒙古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清王朝和蒙古封建王公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压榨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的蒙、汉佃户,由于无力缴纳租项(每顷纳租银五两五钱、小租东钱三吊),共拖欠租银达四十七万两(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咸丰元年九月十四日理藩院尚书吉伦泰摺》。)之多。“数万蒙古衣食无资”,处于“嗷嗷待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咸丰元年五月初二日署理藩院尚书都祭院左都御史花沙纳摺》。)的悲惨境地。由此发生了蒙、汉农民的抗租斗争。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王朝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境,在内蒙古地区采取“开放蒙地”的政策,大肆勒征赋税,收取所谓“押荒”银两。1854年(咸丰四年),清政府议准首先开放察哈尔蒙古八旗官荒地数千顷,“招集富商,开垦升科”;1857年(咸丰七年),命黑龙江将军奕山派员“踏

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问题考述

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问题考述 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非法倾销蒙古地区。这种砖茶是以红茶末为原料,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压制的。比中国山西商人运往蒙古地区销售的、用绿茶和茶梗制作的质量要好。由于俄商是偷运,逃避了纳税,降低了成本,挤占了华商在蒙古地区的市场份额,所以形成了市场垄断。这种行为直接违反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相应条款,损害了中国的利权,造成了华商的歇业,并使一大批民众生活陷于困境。清中央政府在处理俄商偷运砖茶问题时,不能吸纳天津海关地方官员的正确意见,措置失当,致使蒙古地区商业利权损失殆尽,历史教训深刻。一、清政府以条约限制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中俄商务惟恰克图互市最早,伊、塔两城则定自咸丰纪元,余以陆路最称烦琐。陆路者指恰克图至天津一路而言。同治元年(1862)中俄双方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共计二十一款。清政府限制俄商到蒙古地区贸易的政策系统体现在该章程中。整个章程还暗含着清政府寓“收”于“放”之中的对俄外交原则。因此,该章程第十款规定:“俄商在它口贩买土货运津回国,除在它口按照各国总例缴纳税饷外,其赴天津应纳一复进口税,即正税之半……方准起运恰克图不再重征,并饬令遵

蒙古地区的净土思想

蒙古地区的净土思想 嘉木扬 凯朝 佛教史中净土思想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在大乘佛教兴起之后。净土思想在日本一般指阿弥陀佛与阿弥陀佛所说的关于净土的经典,即净土三部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的净土思想,在中国净土三部经上又增加了《大佛顶首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和《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总称净土五部经 (1) 。在蒙古地区,上述经典以外还包括《阿弥陀灌顶经》(2) 《往生极乐净土愿》 (3)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4) 《圣无量寿命与智慧者大乘经》(5) 等与净土思想有关的经典。在印度,阿弥陀佛的净土信仰与印度本土的各种思想相融合,后又以显教和密教的形式向藏地传播和发展。这种显教和密教兼备的净土思想,又传入到蒙古地区。传入到蒙古地区的净土思想,在蒙古弘传很久而且与当地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渐成为大众化的一种特有的净土思想,影响着蒙古人的宗教生活。在蒙古地区,蒙古人称净土为布尔汗奴敖润(burqan nu orun 蒙古语),梵语-称ksetra-pari?uddhi。相当于汉传佛教所说的佛土或净土。蒙古地区佛教徒当然把佛教寺院和佛教圣地以及草原上固有的祭敖包(oboga

浅析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蒙古地区宗教变迁

浅析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蒙古地区宗教变迁 摘要 蒙古族古代是信仰萨满教的,十三世纪后,各种宗教信仰开始或深或浅地渗透蒙古社会。蒙古宗教经历了多次的变迁,其中喇嘛教在与萨满教的斗争中日渐壮大,至清朝时成为蒙古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萨满教在蒙古社会的主导地位已是明日黄花了。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宗教变迁与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民族性格和各教派自身的特点——尤其是萨满教自身的特点有直接联系。 关键词 宗教 蒙古族 萨满教 喇嘛教 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蒙古族宗教信仰经历了多次的变迁,我们几乎可以说,世界大部分主要的宗教都在或短或长的时间内在这一游牧民族中拥有过或多或少的信徒。而其中作为蒙古族原始信仰的萨满族,它和十三世纪传入并在十六世纪广泛传播的喇嘛教的冲击,对蒙古地区的社会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宗教信仰是一种群体意识形态,与民族意识息息相关,一般而言是极难改变的,可见喇嘛教与萨满教的斗争是艰难又繁杂的过程。本文试简要描述了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蒙古地区各宗教的此消彼长,并着重对萨满教的消亡及无法消失作了局部探讨。 一、 从萨满教到喇嘛教——宗教变迁概况 蒙古族源起于今蒙古国东北角草原地带,生产方式以游牧为主

试论12-13世纪蒙古地区的农业

试论12-13世纪蒙古地区的农业 试论12-13世纪蒙古地区的农业 蒙古民族的经济是以游牧经济为主,以狩猎、农业、手工业为辅的经济。蒙古人现实生活中需要农产品,但他们在观念上轻视农业藐视农民。著名学者扎奇斯钦写道:”蒙古人认为骑在马上傲视大地和牲畜的游牧生活,远比仆俯在地上与泥土为伍的农耕生活,适意而且高贵得多。”这段话充分体现了蒙古民族陶醉于游牧生活,满足于现状的内心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蒙古传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这种陈旧观念逐渐得以改变。内蒙古师范大学电教系的乌日陶克套胡副教授在2002年第4期《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试论12 -13世纪蒙古地区的农业》的文章,认为12-13世纪在蒙古地区农业的发展,对畜牧业抵抗自然灾害能力的提高和畜牧业的稳定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无疑为蒙古帝国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扩大了蒙古民族的生活领域,改进劳动方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当时的农业不是滥开滥垦,是集中在宜农的江河流域。这样做不但没有破坏生态环境,反而对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辅助作用。这对我

清初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及生态保护问题

清初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及生态保护问题 [摘要]清初,为了稳定北部边疆,安排中原难民,清政府开始着力口外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为此调整了边疆政策,即由封禁而为松弛,进而鼓励中原汉民出边,以图对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有所促进。经过清前期一个世纪的开垦,这些地区的农业得到了发展,成为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农业的开发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这给予我们深刻的警示。 [关键词]内蒙古;农业开发;环境破坏 清代以前,蒙古地区向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农业很不发达。清朝立国后,随着统治的稳定,开始注意口外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垦问题。这是因为:第一,粮食问题曾是引发蒙古与明王朝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政府由此认识到,要稳定蒙古就必须解决粮食问题。同时,蒙古王公也深感缺粮之苦,因此也主动要求发展农业。如康熙年间,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疏言:“思得膏腴之地,竭力春耕,以资朝夕”[1] ;第二,康熙、雍正时期,准噶尔部屡次反叛,北疆战事频繁。但由于这一地区农业不发达,所以清军所用粮草不得不从内地长途输运,异常艰辛。清政府由此认识到,就地解决北疆的粮食问题,对于北部边防意义重大。如康熙言